阅读是一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而读后感则是将这种碰撞和交流转化为文字的表达。以下是一些读者对历史传记的读后感，它们展示了人物的魅力和历史的价值。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在我读了作家余光中的散文花鸟后，我立刻对小小的鹦鹉起了由衷的喜爱之情，甚至把自己当做作者，给鹦鹉喂食、打理羽毛。但也为人类的残忍而感到羞愧。
在我读“蓝宝宝菜市上六块买来的，在我所有禽缘里，它是最乖巧最可爱的一只，现在即使有谁出六千元我也舍不得舍弃它的。”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作者对蓝宝宝的喜爱之情，因为蓝宝宝是最乖巧可爱的。从“现在即使有谁出六千元，我也不肯舍弃它”写出了蓝宝宝对我的重要性。小小的鹦鹉也有仇必报，有恩必报的心理。如果你平时对它不好，他只要能出来必定就回去咬你，如果你对他好的话，它不但会用小喙亲吻你的手指，还会把“雀栗”与你一同分享。在我读“人类之间，禁止别人发言或强迫从千口一词，也就威武的了，又何必向禽兽去行人道呢?”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人类的残忍，为了让人语推行而违反了人道。这无所不载无所不容的世界属于人，也属于花、鸟、鱼、虫。我们不能为了私欲而破坏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好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小生物，不要再猎杀它们了，他们也有生命，它们也想人一样，有自己的父母。不要再让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惨死于人手!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自己，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保护动物献一份力，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读作家余光中爷爷的散文，可没有像读余秋雨的《行者无疆》那么痴迷，那么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的，开始时甚至有读不下去的感觉。记得刚读时，我是一篇文章得连续读上两遍才有点感觉。或许是本人的语言攻底薄弱吧，才至于读的那么累，那么辛苦。或许是他的文中好词接连，我得多读一遍才能有所消化。就拿我女儿挂盐水的时候吧，我为了磨蹭时间，就带上了它，却被女儿戏虐为装门面。她两瓶盐水挂完了，我呢，才只看了一篇而已。
如今，在暑假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再次捧起了它，却读得如痴如醉，感觉甚好，这个中的原因，我怎么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这样，接连着看了十多篇，还觉得意犹未尽。只是读到后来的小品文时，顿觉素然无味，也就搁置了。我想，读书，既然是乘兴而来，又何必败兴而归呢?也许，在以后的某一个时间段，我会喜欢这类文章的。那也就一切随缘了!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余先生的《自豪与自信——我的国文启蒙》对我启发颇多。像他高一那年教他的戴老夫子，教周郭颐的《爱莲说》时，如何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之声。他认为，这种老派的吟诵，随情转腔，一咏三叹，无论是当众朗诵或者独自低吟，对于体味古文或诗词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像他的父亲在他进中学后教他读的那些古文，如《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春夜宴桃李园序》、《吊古战场》、《与韩荆州书》……恰巧是我刚在《古文观止》中读到的，因此看到这些题目倍感亲切。他一直认为，不读旧小说难谓中国的读书人。我，也正在走这一条阅读之路，但愿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与大师之间的距离能多少近一些。到那时，再读先生的作品，也许会觉得更亲切些。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读着余光中的《当我死时》，我的心也仿佛飞向遥远的美国，却牵连我的母亲国度——中国。人在密西根享福，心在故乡受苦，苦在心里，苦在心的心里。春天，我思念故乡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白堤上的绿柳扬着长长的绿袖子，向游客展示妩媚的春意;梅园的梅花开得热火朝天，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淡淡的含着浓浓人情味的香从中国传进我的鼻。夏天，我思念故乡那浪漫的情调。“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杭州西湖的荷花引人入胜，在清爽的河水里自由地游泳。秋天，枫叶们化成了火，时时燃烧着我思乡的炽热的心。瓜果飘香，让我每个细胞都感到甜甜的，很温馨。冬天，松竹梅三君子傲霜斗雪，感动人心，偶而下场雪，寒意覆盖了一切，也覆盖了我思乡之心。
余光中散文集读后感
深厚的文化积淀，仅是楼房盖得高且漂亮，亦很难让人感动。沙叶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过境香港，跑了好几家旧书摊，才淘得此书;而我握有的版本，似乎早已有珍本资格矣!港台名家的所有重要原版书，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者，在大陆，大概均可作如是观。
余光中认为，他的正业是写诗：“这只右手不断燃香，向诗的缪思。可是仅饮汨罗江水是不能果腹的。渐渐地，右手休息一下，让左手写点散文。”这一写就是八年，而此书仅是“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的一小部分。
与“美丽的痒”(吻)一样，“左手的缪思”(大陆译作“缪斯”)，的确是余光中独创的词语。这个书名的来历，早已成为台湾文学史中的一个典故：“当时用《左手的缪思》为书名，朋友们都觉得相当新鲜，也有读者表示不解。其实我用‘左手’这意象，只是表示副产，并寓自谦之意。成语有‘旁门左道’之说，台语有‘正手’(右)‘倒手’(左)之分，在英文里，‘左手的’(left-handed)更有‘别扭’与‘笨拙’之意。”――仅了解其书名之来历，似乎已窥见作者的功力和惊人之笔。
实则，若论余氏之“妙手”，诚如香港作家黄维梁所云，余光中应该有四只手：右手写诗，左手攻散文，第三第四只手专事批评和翻译。《左手的缪思》结集出版时，余氏早已硕果累累：出版了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
值得文学史专家注意的是，余氏左手的缪斯，一上手走的是知性的路子：论艾略特，评毕卡索，介绍梵谷、安格尔，赞扬胡适。笔锋一开，便光芒照人。继之而起的感性且抒情式的《石城之行》《记弗洛斯特》《塔阿尔湖》《书斋・书灾》等，都是让人拍案叫绝的美文。
原来，九位缪斯之中，未闻有司散文之女神，而《左手的缪思》的出现，那真是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寂寞、凄凉的中国文坛，闪现出的一道曙光。
如论余光中与五四白话散文之源流关系，台湾诗人杨牧曾说过这样的话：“徐志摩以诗人之笔为散文，洒脱浪漫，草木人事莫不有情，激越飘逸，影响见于苏雪林，何其芳，张秀亚，胡品清，陈之藩，萧白，余光中。”(《文学的源流・中国近代散文》)此话说得很中肯。不过这也仅仅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余光中。我以为，若真正把握其实质，余光中之散文，有着钱锺书散文的某些素质。本来，在《左手的缪思》中，他更多的献给读者的，是渊博的诗、画、音乐的典故与知识，是独具余氏散文语言的弹性和变化别致的句式及结构。读钱锺书的`散文，我们常常惊叹其用典的艰涩而密不透风;而读余光中的散文，我们仿佛看到了其依然追求意象、用典之典雅，但密而有间，又平易近人。他的散文仿佛达到了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有机融合。
余光中的散文观在其书中已略见端倪，似乎亦不该掉以轻心。
我所期待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箫的甜味，釜形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烛，会喷出七色的火花。
纵观当代两岸散文之发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能达此境界者，鲜矣;而余光中的散文处女作，正是通往这一境界的拓荒者。
这便使人想起今日大陆某些青年散文家们，一上手便是纯感性的路子，变成一种新的风花雪月，而忽略了知性和结构，总是走不出朱自清的“踪迹”、徐志摩的“康桥”，然而，发表了几十篇后，翻来覆去便难以为继了。大陆许多散文家的散文，总是单纯的抒情，没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自觉的哲学追求，很难找到林清玄和董桥这样的雄厚实力，而余光中一上手便站在一个崭新的制高点上。如果缺乏深厚的国文功底，缺乏精通一国或数国外语的借鉴，缺乏知性作脊梁的感性，尽管开笔可能惊人，但到了某一层次，没有知性的推力，更是难得上攀一分之微。
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所倡导的“美文”，当时的余光中反倒比大陆之后的《美文》派们更为清醒：
现代主义在美与真之间，宁取后者。现代的大作家，无论是艾略特或奥登，汉明威或福克纳，皆宁可把令人不悦的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愿捏造一些粉饰的美，做作的雅，伪装的天真。
在余光中第二本散文集《掌上雨》中，作者依然坚持：“现代作家们有勇气面对残缺与丑恶，他们相信真实的丑比虚伪的美要耐看的多。”
我总觉得，余光中的价值，大概不仅仅得从文学范畴去寻找其意义，还应更放开眼界。如果说，殷海光先生在台湾哲学与思想界的意义在于：自命为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有份遭受寂寞、凄凉和横逆的经历;而余光中则是创造性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并在寂寞、凄凉和横逆中把文学的本体全面推向新的高度的拓荒人。
散文，自然是他自觉表现的一部分。
夏志清先生认为，余氏的散文比其诗好。我也认为余氏的诗，不如洛夫，而他的散文，在台湾已享有第一支笔的美誉。
当初《左手的缪思》，乃歪打正着啊!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读余光中先生的诗，总是十分惊讶，一个人竟能完成如此的风格突变，从温柔婉转的浪漫，到肝肠寸断的乡愁。可当我细品余光中先生的人生经历后再读他的诗时，我发现这不是风格突变，而是浪子回头。余光中少时随母亲四处流亡，逃避战乱，这使得他得以与底层人民接触，当时先生年纪较小，尚未开始写诗。当他年龄稍长，日渐成熟之时，纵然他也思念故乡，然而美好的青春使他无法面对故乡的过去，而他也无法看清故乡的未来。这时，美好的爱情成了他的乌托邦，以安慰他受伤的心灵，他不愿唱出时间的悲伤。然而，即便在此时，余光中先生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正如《舟子的悲歌》中所说：“昨夜，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渡我的梦回到大陆。”这就是一颗乡愁的种子，而不久的留学便让它生根，发芽。所谓：“你不能够真真了解中国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你已不在中国。”一来到异国他乡，余光中先生便感受到了乡愁的第一部分，孤独。
“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温度。”这或许是刚到异地的不适，日子一久，便说不定淡忘。但这仍不失为一个“回头浪子”，不是风格上的改变，而是漂泊海外之时，能回头望一望自己的祖国。众所周知，余光中教授是英文教授，他在英语环境中应能很快适应，加上时光推移，他对故乡或许便不再那么挂念了吧。然而，日子愈久，他对故乡的感情却愈加深厚。纵然他桌上的中文书以只剩下三成，纵然他在中国只到过九个省，在美国却曾踏过二十八个州，他仍然是那么孤独。面对都市的繁荣与喧嚣，他默默地独行在那片不属于他的土地上;面对周围海啸一般的人潮，他孤身一人逆潮而泳;面对四周与中国文化不相干的一切，他独自书写着乡愁这封世上最长的信。然而若只是孤独，不过在日暮黄昏或夜深人静之际，独自东望神伤而已，却不必为“洋策士”登上长城而愤怒，那是因为先生的乡愁，除了孤独之外，还有对故乡的责任与归属。“在中国，你仅是七万万之一的中国，天灾，你可以怨中国的天，人祸，你可以骂中国的人。军阀、汉奸、政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你可以一个挨一个的骂下去，直骂到你的老师、父亲、母亲。当你不在中国，你便成为全部的中国。”的确，在中国，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无论那里的方言你是否听得懂，你仍会感觉到：“这也是中国。”对周围的一切，你便似乎有了评头论足的权利，批评或褒奖。因为，你是中国人，中国属于你正如你属于中国。而当你远走他乡之时。那一切，被你赞赏、批评甚至曾不屑的一切才会慢慢地清晰。无论你走到哪儿，那曾经的一切都是你永远的归宿。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说：“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而答案，在茫茫的风里，没有人来问，只有你自己，默默聆听——聆听黄河的歌唱，聆听长江的鼻音，聆听你红海的呼啸，聆听所有人血的合唱。而正因为有这血浓于水的关系，余光中先生无法忘记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家国兴亡的责任。他不允许一双陌生而鲁莽的脚，踏在自己一直想抚摸跪拜的长城上，这是中国的尊严，也是他的尊严。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尽屈辱，身在异国他乡的余光中先生自感无法推诿，他说道：“中国啊，中国，你全身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你满脸的耻辱就是我的耻辱。”这样的的历史使命感，赋予了先生的作品更深厚的内涵。而这些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向着热腾腾的太阳，跟你一样。”从面的这首《欢呼哈雷》中不难看出，余光中先生已然将目光投向了自己死后，投向了永恒。乡愁，可以是一个人的思念，也可以是一群人的传统，更可以是自古至今所有人永恒的情怀。
这也就是为何先生的诗能感动无数游子，能影响中国的文学史。他意识到，自己不过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一条思乡的小鱼，滔滔的中国文化大河不会因一条鱼的离去而改变，“正如从古到今，，人来人往，马嘶马蹶，月缺月圆，万里长城长在那里。李陵出去，苏武回来，孟姜女哭，季辛吉笑，万里长城长在那里。”而唯有意识到这一点，乡愁才显得深沉而庄重，它脱去了时间的浅薄，在永恒的长河中沉淀，而也未有不变的永恒，才能寄托余光中先生无限的乡愁。而此时，对祖国深情的回眸一望，便不再是初来乍到的不适，而是红如海棠，白如雪花的乡愁了。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从小吟咏着余光中的《乡愁》长大，相望着的那一方的土地，满溢着我们的思念，更回荡着忧愁。同一片月光下的我们何时才能举杯共邀明月，言欢共饮长江水。然而，在四川省及周边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在哀痛与悲伤面前，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唇齿相依，手足相连”的血脉亲情，那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统一。
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骨肉亲情，在大灾难面前，愈加强烈。从5月12日汶川地震的灾情-灾区以及受灾民众，成为中国台湾社会的焦点。台湾同胞们都红着泪眼互问：“我们可以为灾区做点什么?”台胞们的捐赠救灾行动蔚然成风，催生出一幅幅感人画面。大量人力物力涌向中国，为中国的每颗受伤的心，滴血的翅膀带来一份慰藉与抚慰。来自台胞们急切的捐款的电话系着这一头，在那一头，成千上万的那一头也在急切地等待着，系着这头，系着那头，而电话服务的这一头，恨着自己为什么就只有两只手!此刻台商都动员起来，很多台商捐了又捐，在这一刻他们决不计较着生命的豪华奢侈的投资，在生命的礼遇面前，所有世人同逝者默哀，向生命的尊严致敬。平凡人的爱心，则从四面八方如洪水般汇聚而来，在阴霾里化作缕缕温暖的阳光，轻抚着大陆同胞的心坎。
20多位中国台湾的飞行员，舍小家顾大家，纷纷主动请缨上阵，一个坚定的信念是鹰的誓言，要驰骋昨天的废墟。回旋的气流，记录下你一次次最美的弧线。红十字会的爱心团队也在第一时间来到这片满目疮痍的黄土地上，青铜的光辉下，在奔跑，再争夺，这片黄土地上每个人生的权力。放飞着一只鸽子的心，带上温暖与祝福，去寻找那一颗颗恐惧又胆小的心，一路陪着天使来到天堂，在纯净与美丽中寻找快乐。从不放弃过自己的诺言，从不背弃过自己的信念-将爱传播下去。在地狱边上，中国的战士不孤独。在浸染着阴霾与红色的世界里，有无数条黄色的丝带潇洒的飘扬，有着那一条条不屈的铮铮铁骨汉子，一根根不弯的凛冽的脊梁。同一个信念，同一个誓言：希望必将与中国同在。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诗一样的充满跳跃联想的语言是《听听那冷雨》的最大特色。作者在文中大量动用了迭字句。文章开始，就对雨作尽情的描绘：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一句就写出雨的形声。接着他跳跃联想，写道：读后感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雨伞撑着读后感这句奠定了整篇一种忧伤的基调。马上，他大胆想象：整个中国整部中国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这样下着雨。此时，我窒息般地感觉到余光中内心那种深深的乡愁以及爱国情怀。
本文恰似一首长诗，字字句句，充满令人惊奇的诗的意象。作者笔下的雨时而是黑白片子，时而是宋画，时而是一滴湿漉漉的灵魂，时而是温柔的灰美人等等。作者凭非凡的才力和卓越的想象力，把乡愁化为种种意象，而意象又于作者的某段人生遭遇及心灵历程相连相融。可谓情丝和雨丝交织。余光中用诗样的语言对雨进行视觉、听觉、嗅觉等多方面感觉进行描写，字里行间，古诗韵味俯拾即是，例牧童遥指，剑门细雨渭城轻尘，杏花春雨江南。爱好古典文学者看本文，时时会心一笑。而喜爱现代风格的读者也不会失望，例雨是潮潮湿湿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一句，已令许多所谓的现代诗人汗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语言没有音乐味，何能成为作家?同样，思想不深邃，更是不成作家。余光中将思想完美融入语言，正如他所说：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和文字相遇，美如盐撒于烛，会喷出七色的火花。我读书，常爱划句，但是读《听听那冷雨》，竟然摘不下一句，因为每一句话都这么美。文坛宿耆柯灵说：《听听那冷雨》直接用文字的雨珠，声色光影，密密麻麻，纵横交织而成。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文字和现代文学的表现力增加一点信心，也应该承认这在五四以来的散文领域中，算是别辟一境。评论毫无过奖，也深刻公道。
初二读后感：读余光中散文后的心得体会初二读后感
吟咏着余光中的《乡愁》长大，相望着的那一方的土地，满溢着我们的思念，更回荡着忧愁。同一片月光下的我们何时才能举杯共邀明月，言欢共饮长江水。然而，在四川省及周边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在哀痛与悲伤面前，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唇齿相依，手足相连”的血脉亲情，那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统一。
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骨肉亲情，在大灾难面前，愈加强烈。从5月12日汶川地震的灾情-灾区以及受灾民众，成为台湾社会的焦点。台湾同胞们都红着泪眼互问：“我们可以为灾区做点什么?”台胞们的捐赠救灾行动蔚然成风，催生出一幅幅感人画面。大量人力物力涌向中国，为中国的每颗受伤的心，滴血的翅膀带来一份慰藉与抚慰。来自台胞们急切的捐款的电话系着这一头，在那一头，成千上万的那一头也在急切地等待着，系着这头，系着那头，而电话服务的这一头，恨着自己为什么就只有两只手!此刻台商都动员起来，很多台商捐了又捐，在这一刻他们决不计较着生命的豪华奢侈的投资，在生命的礼遇面前，所有世人同逝者默哀，向生命的尊严致敬。平凡人的爱心，则从四面八方如洪水般汇聚而来，在阴霾里化作缕缕温暖的阳光，轻抚着大陆同胞的心坎。
余光中散文
在一切文学的类别之中，最难作假，最逃不过读者明眼的，该是散文。我不是说诗人和小说家就不凭实力，而是诗人和小说家用力的方式比较间接，所以实力几何，不易一目了然。诗要讲节奏、意象、分行等技巧，小说也要讲观点、象征、意识流等等的手法，高明的作家固然可以运用这些来发挥所长，但是不高明的作家往往也可以假借这些来掩饰所短。散文是一切文学类别里对于技巧和形式要求最少的一类：譬如选美，散文所穿的是泳装。散文家无所依凭，只有凭自己的本色。
诗人的笔下往往是自言自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话并不一定要说给谁听，好像是无意间给人听到的。许多诗真像心灵的日记，只取其神，不记其貌，诗人眼前似乎没有读者，可谓“目中无人”。小说家对读者的态度也可谓“目中无人”，反之，读者目中也不应该有小说家。小说家应该像剧作家，尽量让他的角色发言，自己只能躲在幕后操纵。有些小说家不甘寂寞，跑到他的人物和读者之间来指指点点，甚至大发议论，这种夹叙夹议的小说体便有散文的倾向。这种小说家如果真是散文高手，则这种夹叙夹议的笔法却也大有可观。拿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小说比较一下，便可见张无我而钱有我：钱钟书的小说里充满了散文家钱钟书的个性。
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他和读者往往保持对话的关系，可以无拘无束，随时向读者发言。老派的诗人虽然也可以偶尔来一句“君不见”，而旧小说家也可以直接对读者叫一声“列位看官”，但在一般情形之下，诗人和小说家毕竟另有职务，不便像散文家这么公然、坦然地面对着读者。反之，读者面对散文家也最感亲切、踏实，因为散文家是为自己发言，而所说的也是“亮话”，少用烘托、象征、反讽之类的技巧。
散文分狭义与广义二类。狭义的散文指个人抒情志感的小品文，篇幅较短，取材较狭，分量较轻。广义的散文天地宏阔，凡韵文不到之处，都是它的领土，论其题材则又千汇万状，不胜枚举，论其功能，则不出下列六项：
第一是抒情。这样的散文也就是所谓抒情文或小品文，正是散文的大宗。情之为物，充溢天地之间，文学的世界正是有情的世界。也正因如此，用散文来抒情，似乎人人都会，但是真正的抒情高手，或奔放，或含蓄，却不常见。一般的抒情文病在空洞和露骨，沦为滥情，许多情书、祭文、日记等等，也在此列。直接抒情，不但失之露骨，而且予人无端说愁的空洞之感。真正的抒情高手往往寓情于叙事、写景、状物之中，才显得自然。
第二是说理。这样的散文也就是所谓议论文。但是和正式的学术论文不尽相同，因为它说理之余，还有感情、感性，也讲究声调和辞藻。韩愈的《杂说四》，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苏轼的《留侯论》，都是说理的散文，但都气势贯串，声调铿锵，形象鲜活，情绪饱满，绝非硬邦邦冷冰冰的抽象说理。每次读《过秦论》，到了篇末的“然秦以区区之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长问，竟用斩钉截铁的短答断然煞住，真令人要拍案诧叹，情绪久不能平。精警的议论文不能无情。
第三是表意。这种散文既不是要抒情，也不是要说理，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的那份情趣、理趣、意趣，而出现在笔下的，不是鞭辟入里的人情世故，便是匪夷所思的巧念妙想。表意的散文展示的正是敏锐的观察力和活泼的想象力，也就是一个健康的心灵发乎自然的好奇心。“家居不可无娱乐。卫生麻将大概是一些太太的天下。说它卫生也不无道理，至少上肢运动频数，近似蛙式游泳。”这种雅舍小品笔法，既无柔情、激情要抒，也没有不吐不快的议论要发，却富于生活的谐趣，娓娓道来，从容不迫，也能动人。到了末句，更从观察进入想象，最有英国小品的味道。
第四是叙事。这样的散文又叫作叙事文，短则记述个人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或是某一特殊事件之来龙去脉，路转峰回；长则追溯自己的或朋友的生平，成为传记的一章一节，或是一个时代特具的面貌，成为历史的注脚，也就是所谓的回忆录之类。叙事文所需要的是记忆力和观察力，如能再具一点反省力和想象力，当能赋文章以洞见和波澜，而跳出流水账的平铺直叙。组织力（或称条理）也许不太重要，因为事情的发展原有时序可循，不过有时为求波澜生动，光影分明，不免倒叙、插叙，或是举重遗轻，仍然需要剪裁一番的。
第五是写景。所谓“景”不一定指狭义的风景。现代的景，可以指大自然的景色，也可以指大都市小村镇的各种视觉经验。高速公路上的千车竞驶，挖土机的巨铲挥螯，林荫道的街灯如练，港口的千桅成林……无一非景。一位散文家的视觉经验如果还限于田园风光，未免太狭窄也太保守了。同时，广义的景也不应限于视觉：街上的市声，陌上的万籁，也是一种景。景存在于空间，同时也依附于时间，所以春秋代序、朝夕轮回，也都是景。景有地域性：江南的山水不同于美国的山水，热带的云异于寒带的云。大部分的游记都不动人，因为作者不会写景。景有静有动，即使是静景，也要把它写动，才算能手。“两山排闼送青来”，正是化静为动。“鬓云欲度香腮雪”也是如此。只会用形容词的人，其实不解写景。形容词是排列的，动词才交流。
第六是状物。物聚而成景，写景而不及物，是不可能的。状物的散文却把兴趣专注于独特之某物，无论话题如何变化，总不离开该物。此地所谓的物，可以指生物，譬如草木虫鱼之类，也可以指非生物，譬如笔墨纸砚之属，甚至可以指人类的种种动态，譬如弹琴、唱歌、开会、赛车。也许有人会说，写开会的散文应该归于叙事之列。我的回答是：如果一篇散文描写某次开会的经过情形，当然是叙事，但是如果一篇散文谈论的只是开会这种社会制度或生活现象，或是天南地北东鳞西爪的开会趣闻，便不能算是叙事了。状物的文章需要丰富的见闻，甚至带点专业的知识，不是初摇文笔略解抒情的生手所能掌握的。足智博闻的老手，谈论一件事情，一样东西，常会联想到古人或时人对此的隽言妙语，行家的行话，或是自己的亲切体验，真正是左右逢源。这是散文家独有的本领，诗人和小说家争他不过。
我把散文的功用分为上述六项，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并不是认为真有一种散文纯属抒情而不涉其他五项，或是另有一种散文全然叙事，别无他用。实际上，一篇散文往往兼有好几种功能，只是有所偏重而已。例如叙事文中，常带写景，写景文中，不妨状物，而无论是叙事、写景或状物，都可以曲达抒情之功。抒情文中，也未必不能稍发议论，略表意趣。反之，说理文也可以说得理直气壮，像梁启超那样，笔锋常带感情。
情、理、意、事、景、物六项之中，前三项抽象而带主观，后三项具体而带客观。如果一位散文家长于处理前三项而拙于后三项，他未免欠缺感性，显得空泛。如果他老在后三项里打转，则他似乎欠缺知性，过分落实。
抒情文近于诗，叙事文近于小说，写景文则既近于诗，亦近于小说。所以诗人大概兼擅写景文与抒情文，小说家兼擅写景文与叙事文。我发现不少“正宗的”散文家大概拙于写景，遇到有景该写的场合，不是一笔带过，便是避而不谈；也有“正宗的”散文家拙于叙事，甚至不善抒情。我认为：能够抒情、说理的散文家最常见，所以“入情入理”的散文也较易得；能够表意、状物的就少一点；能够兼擅叙事、写景的更少。能此而不能彼的散文家，在自己的局限之中，亦足以成名家，但不能成大家，也不能称“散文全才”。前举的六项功能，或许可以用来衡量一位散文家是“专才”还是“通才”。
余光中散文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濛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有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因为雨是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寻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料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散文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适于山间。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其实不独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病”。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诉，一定无人理会。“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诗人库伯（williamcowper）说得好：
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无论我怎么爱台湾，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凭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照例是没有结果。
噪音害人，有两个层次。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但是用机器来吵人，管它是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或是工厂开工，电单车发动，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两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尔（richardsteele）就说过：“要闭起耳朵，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这件事我常感遗憾。”上帝第六天才造人，显已江郎才尽。我们不想看丑景，闭目便可，但要不听噪音，无论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静。更有一点差异：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台湾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大家挤在牛角尖里，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认真取缔，未来的听觉污染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当地“近乡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怯于一上了计程车，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了我的耳根。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或把音量调到极低，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选。
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曾有人说，一出国门，耳朵便放假。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省。
余光中散文
文学作品给读者的印象，若以客观与主观两极，理念与情感对立，则每有知性与感性之分。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议论要有层次，有波澜，有文采，才能纵横生风。不过散文的知性仍然不同于论文的知性，毕竟不宜长篇大论，尤其是刻板而露骨的推理。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才成其“理趣”。
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senseofimmediacy)。一位作家若能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只要再能因景生情，随事起感，抒情便能奏功。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到，因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而进一步若要抒情，则更须诗人之笔。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
另一方面，知性的散文，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形象生动，加上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则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够感人，甚至成美文。且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九十个字，回旋的空间虽然有限，却一波三折层层逼进，而气势流畅，议论纵横，更善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形成对照，再以鸡犬之弱反比虎豹之强，所以虽然是知性的史论，却富于动人的感性。在美感的满足上，这篇知性的随笔竟然不下于杜牧或王安石自己咏史的翻案诗篇，足见一篇文章，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仍然可以成散文极品，不让美文的名作“专美”。
吃饭有时极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
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巍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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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我还去过两个地方，两个以声音著名于天下的中央，却没有听到声音，或可以说，无声之声胜于有声，更令报酬之低回。
其一是在巴登巴登的北郊里赫登塔我（lichtental），临街的一个小山坡上，石级的绝顶把我们带到一座三层黑漆楼房的门前。墙上的记念铜牌正在光阴的侵犯下，依然看得出刻着两止字："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四年约翰僧斯？布推姆斯曾居此屋。"那恰是巴乡著名的brahmshaus。
布拉姆斯屋要下昼三点才开放，我们进得门去，只见三五旅客。楼梯和二楼的地板都吱吱有声，昔时，在巨匠的足下，也是这样的不和谐碎音烘托他弘大而盘旋的交响乐吗？前期浪漫主义最敏感的心灵，果然在这空寂的楼上，看着窗中的菩提树叶九度绿了又黄，不断到四十一岁吗？白纱沉掩着半窗仲夏，深深浅浅的树阴，曾是最音乐的楼屋里，只传来细碎的鸟声。
我们沿着莱茵河的东岸一路南下，只为了逃寻传说里那一缕蛊人的歌声。过了马克司古堡，那一袅女妖之歌就悄悄地袭人而来，安静的莱茵河水，青绿世界里蜿蜿北去的一湾褐流，仿佛也藏着一涡危急了。
莱茵河滔滔向北，向现代流来。我们的车轮滔滔向南，深切传说，沿着海涅迷幻的音韵。过了圣瓜豪森，山路盘盘，把我们接上坡去。到了山顶，又有一座小小的看台，把我们推到绝壁的额际。莱茵河道到脚下，转了一个大直，俯眺中，回沫翻涡，公然是船楫的畏途，几只平底货船过处，也都谨慎躲避。正惊奇间，一艘白舷平顶的游舫逆流而下，虽在千尺脚底，满船河客的婉转歌声，仍模糊可闻，唱的正是洛丽莱（lorelei）：
她的金发梳闪闪发光；
她一面还曼唱着歌曲，
令闻声的民气神恍恍：
苦甜的音调没法顺从。
盘桓了一阵，意犹未尽。再下山去，沿着一道半里长的河堤走到终点，就为了花岗石砌成的一台像座上坐着那河妖的背影。铜雕的洛丽莱漆成玄色，从后面，只见到水藻与长发披肩而下，不停环绕纠缠到腰间。转到正面，才在半疑半惧的忐忑之中仰瞻到一对赤露的饱乳，圆硬的小背下，一腿夷但是揭地，一腿则昂然弓起，膝头上倚着右手，那姿式，野性之中带着妖媚。她半垂着头，在午日下不轻易细读脸色。我举起相机，在调解间隔和角度。溘然，她的眼睛半开，向我无声地转来，似嗔似笑，吐露出一棱暗蓝的冷光。
骄阳下，我心神恍恍，情不自禁地一阵摇颤。她的歌颂些什么呢，你问。我不克不及报告你，由于这是德意志的忌讳，莱茵河千古之谜，伤害而且哀丽。
余光中散文
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议论要有层次，有波澜，有文采，才能纵横生风。不过散文的知性仍然不同于论文的知性，毕竟不宜长篇大论，尤其是刻板而露骨的推理。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才成其为“理趣”。
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senseofimmediacy)。一位作家若能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只要再能因景生情，随事起感，抒情便能奏功。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到，因为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而进一步若要抒情，则更须诗人之笔。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
另一方面，知性的散文，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形象生动，加上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则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够感人，甚至成为美文。且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为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九十个字，回旋的空间虽然有限，却一波三折，层层逼进，而气势流畅，议论纵横，更善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形成对照，再以鸡犬之弱反比虎豹之强，所以虽然是知性的史论，却富于动人的感性。在美感的满足上，这篇知性的随笔竟然不下于杜牧或王安石自己咏史的翻案诗篇，足见一篇文章，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仍然可以成为散文极品，不让美文的名作“专美”。
因此感性一词应有两种解释。狭义的感性当指感官经验之具体表现，广义的感性甚至可指：一篇知性文章因结构、声调、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产生的魅力。也就是说，感性之美不一定限于写景、叙事、抒情的散文，也可以得之于议论文的字里行间。
余光中散文
西德败北那一早，我们固然睡得早些，第两天却一早就给吵醒了。说吵醒，实在不合错误。我们是给教堂钟声从梦里悠悠摇醒的。醉于音乐当然分歧醒于乐音，况且那音乐来自钟声，一波波摇漾着舒缓取舒适，给人中世纪的幻觉。一天就那样起头，老是使人欣喜的。德国很多小城的钟楼，每过一刻钟就当当问答声震四邻天播告工夫之易逝。时候的节拍要动用那样盛大的标点，总难免使人惊古道热肠，且有点伤感。就算是中世纪之少吧，也经不起它一遍各处敲挨。
那样的钟声，在德国四处可闻。印象最深的，除达森海姆以外，还有巴登巴登的边镇史坦巴赫（steinbach，石溪之意）。北欧的仲夏，傍晚出格悠久，要等九点半今后夕照才隐去，西天留下半壁霞光，把一片赤素艳烧成断断续绝的沉紫与滞苍。那是断肠人在海角的时辰，和我存在车少人密的长街上闲闲漫步，开伉俪两心之紧密亲密，竟也难抵暮色四起的苦楚。仿佛一切都沦陷了，只留下一些红瓦渐暗的屋顶在向着晚空。最初只留下教堂的钟楼，灰红的钟面上闪着金色的罗马数字，余霞之平分外埠幻同。遽然钟响了起来，吓了两人一跳。万籁皆寂，只听那老钟楼喉音沉洪地、慎重而笃实地敲出节奏清楚的十记。以后，全镇都告沦陷。这一切，那时有一颗青星，热眼干证。
最绚丽的一次是在科隆。那天开车进城，远近就眺见那威赫的单塔，一对巨灵似的镇守着科隆的天空，塔尖崭露头角，塔脊棱角峥嵘。那气凌西欧的大教堂，我存听我夸过不晓几次了，终究带她一同来企盼，在露天茶座上正面瞻仰了一番，颈也酸了，气也促了，但绕到南侧面，隔着一片空荡荡的广场，以较为舒缓的斜度沉着不雅览它的横体。要把那一派尔虞我诈的峻桥陡楼看出个体系来，不是三眼两眼的事。恰是礼拜六将尽的下战书，傍晚欲来不来，天光欲歪不正，家家的晚饭都该上桌了。突然之间——老是突如其来的——巨灵在半空开腔了。又吓了我们一跳。先是一钟独鸣，不迟不疾而怡然自得。结果是欧洲大名鼎鼎的大教堂，晚钟锵锵在上界颁布发表些甚么，齐城高上下低远远远近的塔楼和窗子都抬头凝听，一切的云都转过了脸来。不暂有其他的钟闻声呼应，一问一答，遥相呼应，曲到钟楼上全部的洪钟都插手晚祷，寡响成潮，卷起一波波的声浪，金属高卑而阳刚的和叫相荡相激，汇成势不成挡的滚滚狂澜，一会儿就使全城没了顶。我们的耳神经在钟阵里惊慌而又高兴地动慑着，如一束盘旋的火草。钟声是金属坚毅的祈祷，铜喉铜舌的崇奉，一记记，全背高处叩奏。飞腾处竟似有长颈的铜号成排吹起，有军容壮盛之势。
"号声？"我存细心再听，然后笑道："没有啊，是人的幻觉，你累了。"。
开了一天车，正本是乏了。这钟声太壮不雅了，令我又高兴，又抚慰，像有所启迪——。
"你说什么？"她在大水的海啸里用手掌托着耳朵，恍忽地说。
两人相对愚笑。泛博而坐体的空间冲动着骚音，我们的心却一片澄静。二十分钟后，钟潮才逐步退去，把科隆古城还给现代的七月之夜。我们从中世纪的沉酣中醒来。鸽群像音符一样平常，纷繁落回空中。莱茵河仍然向北流着，人在异乡，已是吃晚餐的时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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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还有一种声音令人记忧，鸟声。粉墙白瓦，有人家的处所肯定有花，万紫千红，不是在盆里，就是在架上。花外就是树了。家栗树、菩提树、枫树、橡树、杉树、苹果树、梨树…很少看见屋宇陈整的人家有这么多树，用这么稠密的嘉阴来祝愿。有树就有鸟，树是无行的祝愿，鸟，百啭千啾，即是有声的颂词了。绝对的沉寂不免难免单调，胶原蛋白的作用，若加三两声鸣禽，便脉脉有情起来。
听鸟，有两种情境。一种是浑然之境，听觉一片透明流利，若隐若现地意想到没有什么器械在顺耳忤心，却未决心去追随是甚么在称道悄悄。另外一种是专注之境，在动听的称心当中，俯向头顶的翠影去寻觅长尾细爪的飞踪。如果找到了那“声源”，望见它回头饱舌的姿势，就更教人兴奋。或是在绿阴里侧耳静待，等近处的啁啁弄舌告一段落，远处的枝头便有一只本家用类似的节拍来回覆。我们当然不晓得是谁在问，谁在答，乃至有无问答，但是那样一来一往再参也不透的“高谈”，却真能令人忘机。
在汉堡的湖边，在莱茵河与内卡（neckar）河边，在巴登巴登的天国泉（paradies）旁，在迈瑙岛（mainau）的美丽花圃里，在那很多静境里，我们成了百禽的知音，不知其名的知音。至于一进黑森林，那更是大饱耳祸，目不暇接了。
余光中散文
不知道我们这一生究竟要讲多少句话。如果有一种工具可以统计，像步行锻炼的人所带的计步器那样，我相信其结果必定是天文数字，其长可以绕地球几周，其密可以下大雨几场。具体情形当然因人而异。有人说话如参禅，能少说就少说，最好是不说，一切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话如蝉鸣，并不一定要表达什么，只是无意识地做口腔运动而已。说话，有时只是鼓唇摇舌，有时是为了表情达意，有时，却也是一种艺术。许多人说话只是为避免冷场，并不是要表达什么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本就不多。至于说话而成艺术，一语而妙天下，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记入《世说新语》或《约翰生传》才行。哲人桑塔亚那就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他所指的“贵”不是阶级，而是趣味。
最常见的该是两个人的对话，其间的差别当然是大极了。对象若是法官、医师、警察、主考官之类，对话不但紧张，有时恐怕还颇危险，乐趣当然是谈不上的。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如果双方的识见悬殊，那就好像下棋让子，玩得总是不畅。要紧的是双方的境界能够交接，倒不一定两人都要有口才，因为口才宜于应敌，却不宜用来待友。甚至也不必都健谈，而最宜一个健谈，一个善听。谈话的可贵之处在于共鸣，更在于默契。真正的知己，就算是默默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这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包括夫妻和情人。
这世间如果尽是健谈的人，就太可怕了。每一个健谈的人都需要一个善听的朋友，没有灵耳，巧舌拿来做什么呢？英国散文家海斯立德说：“交谈之道不但在会说，也在会听。”在公平的原则下，一个人要说得尽兴，必须有另一个人听得入神。如果说话是权利，听话就是义务，而义务应该轮流承担。同时，仔细听人说话，轮到自己说时，才能充分切题。我有一些朋友，迄今未养成善听人言的美德，所以跟人交谈，往往像在自言自语。是音乐家，一定得能听音辨声，先能收，才能发。仔细听人说话是表示尊重与关心。善言，能赢得听众；善听，才能赢得朋友。
如果是几个人聚谈，又不同了。有时座中一人侃侃而谈，众人睽睽恭听，那人不是上司、前辈，便是德高望重之辈，自然拥有发言权，甚至插口之权。其他的人就只有斟酒点烟、随声附和的分儿了。有时见解出众、口舌便捷的人，也能独揽话题，语惊四座。有时座上有二人焉，往往是主人与主客，一来一往你问我答、你攻我守，左右了全席谈话的大势，也能引人入胜。
最自然也最有趣的情况，乃是滚雪球式。谈话的主题随缘而转，愈滚愈大，众人兴之所至，七嘴八舌，或轮流坐庄，或旁白助阵，或争先发言，或反复辩难，或怪问乍起而举座愕然，或妙答迅接而哄堂大笑，一切都是天机巧合，甚至重加排练也不能再现原来的生趣。这种滚雪球式，人人都说得尽兴，也都听得入神，没有冷场，也没有冷落了谁，却有一个条件，就是座上尽是老友；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良宵苦短，壁钟无情，谈兴正浓而星斗已稀。日后我们怀念故人，那一景正是最难忘的高潮。
聚谈杂议，幸好不是每次都这么危险。可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毕竟愈来愈快，无所为的闲谈、雅谈、清谈、忘机之谈几乎是不可能了。“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一切讲究效率的工业社会，这种闲逸之情简直是一大浪费。刘禹锡但求“无丝竹之乱耳”，其实丝竹比起现代的流行音乐来，总要清雅得多。现代人坐上计程车、火车、长途汽车，都难逃噪音之害。到朋友家谈天吧，往往又有孩子在看电视。饭店和咖啡馆能免于流行音乐的，也很少见了。现代生活的一大苦恼，便是经常横被打断，要跟二三知己促膝畅谈，实在太难。
剩下的一种谈话，便是跟自己了。我不是指出声的自言自语，而是指自我的沉思默想。发现自己内心的真相，需要性格的力量。唯勇者始敢单独面对自己，唯智者才能与自己为伴。一般人的心灵承受不了多少静默，总需要有一点声音来解救，所以卡莱尔说：“语言属于时间，静默属于永恒。”可惜这妙念也要言诠。
余光中散文
飞行袋鼠“旷达士”（qantas）才一展翅，偌大的新几内亚，怎么竟缩成两只青螺，大的一只，是维多利亚峰，那么小的一只，该就是塞克林峰了吧。都是海拔万呎以上的高峰，此刻，在“旷达士”的翼下，却纤小可玩，一簇黛青，娇不盈握，虚虚幻幻浮动在水波不兴一碧千哩的“南溟”之上。不是水波不兴，是“旷达士”太旷达了，俯仰之间，忽已睥睨八荒，游戏云表，遂无视于海涛的起起伏伏了。不到一杯橙汁的工夫，新几内内亚的郁郁苍苍，倏已陆沉，我们的老地球，所有故乡的故乡，一切国恨家愁的所依所托，顷刻之间都已消逝。所谓地球，变成了一只水球，好蓝好美的一只水球，在好不真实的空间好缓好慢地旋转，昼转成夜，春转成秋，青青的少年转成白头。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水汪汪的一只蓝眼睛，造物的水族馆，下面泳多少鲨多少鲸，多少亿兆的鱼虾在暖洋洋的热带海中悠然摆尾，多少岛多少屿在高敢的梦史蒂文森的记忆里午寐，鼾声均匀。只是我的想象罢了，那淡蓝的大眼睛笑得很含蓄，可是什么秘密也没有说。古往今来，她的眼里该只有日起月落，星出星没，映现一些最原始的抽象图形。留下我，上天无门，下临无地，一只“旷达士”鹤一般地骑着，虚悬在中间。头等舱的邻座，不是李白，不是苏轼，是双下巴大肚皮的西方绅士。一杯酒握着，不知该邀谁对饮。
有一种叫做云的骗子，什么人都骗，就是骗不了“旷达士”。“旷达士”，一飞冲天的现代鹏鸟，经纬线织成密密的网，再也网它不住。北半球飞来南半球，我骑在“旷达士”的背上，“旷达士”骑在云的背上。飞上三万呎的高空，云便留在下面，制造它骗人的气候去了。有时它层层叠起，雪峰竟拔，冰崖争高，一望无尽的皑皑，疑是西藏高原雄踞在世界之脊。有时它皎如白莲，幻开千朵，无风的岑寂中，“旷达士”翩翩飞翔，人莲出莲，像一只恋莲的蜻蜓。仰望白云，是人。俯玩白云，是仙。仙在常中观变，在阴晴之外观阴晴，仙是我。哪怕是幻觉，哪怕仅仅是几个时辰。
“旷达土”从北半球飞来，五千哩的云驿，只在新几内亚的南岸息一息羽毛。摩尔斯比（portmoresby）浸在温暖的海水里，刚从热带的夜里醒来，机场四周的青山和遍山的丛林，晓色中，显得生机都勃，绵延不尽。机场上见到好多巴布亚的土人，肤色深棕近黑，阔鼻、厚唇、凹陷的眼眶中，眸光炯炯探人，很是可畏。
从新几内亚向南飞，下面便是美丽的珊瑚海（coralsea）了。太平洋水，澈澈澄澄清清，浮云开处，一望见底，见到有名的珊瑚礁，绰号“屏藩大礁”（greatbarrierreef），迤迤逦逦，零零落落，系住澳洲大陆的东北海岸，好精巧的一条珊瑚带子。珊瑚是浅红色，珊瑚礁呢，说也奇怪，却是青绿色。开始我简直看不懂，双层玻璃的机窗下，奇迹一般浮现一块小岛，四周湖绿，托出中央一方翠青，正觉这小岛好漂亮好有意思，前面似真似幻，竟又浮来一块，形状不同，青绿色泽的配合则大致相同。猜疑未定，远方海上又出现了，不是一个，而是一群，长的长，短的短，不规不则得乖乖巧巧，玲玲珑珑，那样讨人喜欢的图案层出不穷，令人简直不暇目迎目送。诗人侯伯特（georgeherbert）说：色泽鲜丽。
令仓促的观者拭目重看。
惊愕间，我真的揉揉眼睛，被香港的红尘吹翳了的眼睛，仔细看一遍。不是岛！青绿色的图形是平铺在水底，不是突出在水面。啊我知道了，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所谓”屏藩大礁”了。透明的柔蓝中漾现变化无穷的青绿群礁，三种凉凉的颜色配合得那么谐美而典雅，织成海神最豪华的地毡。数百丛的珊瑚礁，检阅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完。
余光中散文
而孤高的情操无限神往。夜读叔本华，一杯苦茶，独斟千古，忍不住要转译几段出来，和读者共赏。我用的是企鹅版英译的《叔本华小品警语录》（arthurschopenhauer：essaysandaphorisms）：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也就是同辈）。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也就是国家）。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叔本华用天文来喻人文，生动而有趣。除了说恒星没有视差之外，他的天文大致不错。叔本华的天文倒令我联想到徐霞客的地理，徐霞客在游太华山日记里写道：“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兀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太华山就像一个伟人，要在够远的地方才见其巨大。世人习于贵古贱今，总觉得自己的时代没有伟人。凡高离我们够远，我们才把他看清，可是当日阿罗的市民只看见一个疯子。
“风格正如心灵的面貌，比肉体的面貌更难作假。模仿他人的风格，等于戴上一副假面具；不管那面具有多美，它那死气沉沉的样子很快就会显得索然无味，使人受不了，反而欢迎其丑无比的真人面貌。学他人的风格，就像是在扮鬼脸。”
作家的风格各如其面，宁真而丑，毋假而妍。这比喻也很传神，可是也会被平庸或懒惰的作家用来解嘲。这类作家无力建立或改变自己的风格，只好绷着一张没有表情或者表情不变的面孔，看到别的作家表情生动而多变，反而说那是在扮鬼脸。颇有一些作家喜欢标榜“朴素”。其实朴素应该是“藏巧”，不是“藏拙”，应该是“藏富”，不是“炫穷”。拼命说自己朴素的人，其实是在炫耀美德，已经不太朴素了。
“‘不读’之道才真是大道。其道在于全然漠视当前人人都热中的一切题目。不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因为人寿有限。”
这一番话说得斩钉截铁，痛快极了。不过，话要说得痛快淋漓，总不免带点武断，把真理的一笔账，四舍五入，作断然的处理。叔本华漫长的一生，在学界和文坛都不得意。他的传世杰作《意志与观念的世界》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出版，其后反应一直冷淡，十六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滞销书大半是当作废纸卖掉了的。叔本华要等待很多很多年，才等到像瓦格纳、尼采这样的知音。他的这番话为自己解嘲，痛快的背后难免带点酸意。其实曲高不一定和寡，也不一定要久等知音，披头的歌曲可以印证。不过这只是次文化的现象，至于高文化，最多只能“小众化”而已。轰动一时的作品，虽经报刊鼓吹，市场畅售，也可能只是一个假象，“传后率”不高。判别高下，应该是批评家的事，不应任其商业化，取决于什么排行榜。这其间如果还有几位文教记者来推波助澜，更据以教训滞销的作家要反省自己孤芳的风格，那就是僭越过甚，误会采访就是文学批评了。
余光中散文
旅客似乎是十分轻松的人，实际上却相当辛苦。旅客不用上班，却必须受时间的约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却必须受钱包的限制;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却必须把几件行李蜗牛壳一般带在身上。旅客最可怕的恶梦，是钱和证件一起遗失，沦为来历不明的乞丐。旅客最难把握的东西，便是气候。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旅客。从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国的北端，我经历了各样的气候，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此刻我正坐在中世纪达豪土古堡改装的旅馆里，为“隔海书”的读者写稿，刚刚黎明，湿灰灰的云下是苏格兰中部荒莽的林木，林外是隐隐的青山。晓寒袭人，我坐在厚达尺许的石墙里，穿了一件毛衣。如果要走下回旋长梯像走下古堡之肠，去坡下的野径漫步寻幽，还得披上一件够厚的外套。
从台湾的定义讲来，西欧几乎没有夏天。昼蝉夜蛙，汗流浃背，是台湾的夏天。在西欧的大城，例如巴黎和伦敦，七月中旬走在阳光下，只觉得温暧舒适，并不出汗。西欧的旅馆和汽车，例皆不备冷气，因为就算天热，也是几天就过去了，值不得为避暑费事。我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各地租车长途旅行，其车均无冷气，只能扇风。
巴黎的所谓夏天，像是台北的深夜，早晚上街，凉风袭时，一件毛衣还不足御寒。如果你走到塞纳河边，风力加上水气，更需要一件风衣才行。下午日暖，单衣便够，可是一走到楼影或树荫里，便嫌单衣太薄。地面如此，地下却又不同。巴黎的地车比纽约、伦敦、马德里的都好，却相当闷热，令人穿不住毛衣。所以地上地下，穿穿脱脱，也颇麻烦。七月在巴黎的街上，行人的衣装，从少女的背心短裤到老妪的厚大衣，四季都有。七月在巴黎，几乎天天都是晴天，有时一连数日碧空无云，入夜后天也不黑下来，只变得深洞洞的暗蓝。巴黎附近无山，城中少见高楼，城北的蒙马特也只是一个矮丘，太阳要到九点半才落到地平线上，更显得昼长夜短，有用不完的下午。不过晴天也会突来霹雳：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那天上午，密特朗总统在香热里榭大道主持阅兵盛典，就忽来一阵大雨，淋得总统和军乐队狼狈不堪。电视的观众看得见雨气之中，乐队长的指挥杖竟失手落地，连忙俯身拾起。
法国北部及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气候却有变化。巴黎北行一小时至卢昂，就觉得冷些;西南行二小时至露娃河中流，气候就暖得多，下午竟颇燠热，不过入夜就凉下来，星月异常皎洁。
再往南行入西班牙，气候就变得干暖。马德里在高台地的中央，七月的午间并不闷热，入夜甚至得穿毛衣。我在南部安达露西亚地区及阳光海岸开车，一路又干又热，枯黄的草原，干燥的石堆，大地像一块烙饼，摊在酷蓝的天穹之下，路旁的草丛常因干燥而起火，势颇惊人。可是那是干热，并不令人出汗，和台湾的湿闷不同。
英国则趋于另一极端，显得阴湿，气温也低。我在伦敦的河堤区住了三天，一直是阴天，下着间歇的毛毛雨。即使破晓时露一下朝暾，早餐后天色就阴沉下来了。我想英国人的灵魂都是雨蕈，撑开来就是一把黑伞。与我存走过滑铁卢桥，七月的河风吹来，水气阴阴，令人打一个寒噤，把毛衣的翻领拉起，真有点魂断蓝桥的意味了。我们开车北行，一路上经过塔尖如梦的牛津，城楼似幻的勒德洛，古桥野渡的蔡斯特，雨云始终罩在车顶，雨点在车窗上也未干过，消魂远游之情，不让陆游之过剑门。进入肯布瑞亚的湖区之后，遍地江湖，满空云雨，偶见天边绽出一角薄蓝，立刻便有更多的灰云挟雨遮掩过来。真要怪华兹华斯的诗魂小气，不肯让我一窥他诗中的晴美湖光。从我一夕投宿的鹰头小店栈楼窗望出去，沿湖一带，树树含雨，山山带云，很想告诉格拉斯米教堂墓地里的诗翁，我国古代有一片云梦大泽，也出过一位水气逼人的诗宗。
2、《猛虎和蔷薇》。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methetigersniffethe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有一本英国文学史曾举柯立治“忽必烈汗”中的三行诗句：“好一处蛮荒的所在!如此的圣洁、鬼怪，像在那残月之下，有一个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欢爱!”为浪漫诗派的.代表)，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昂利·卢梭的杰作“沉睡的吉普赛人”。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我相信，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借乎卢梭逝世，而萨松尚未成名。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东坡有幕上，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词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机高举。”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就是因为人性里面，多多少少地含有这相对的两种气质，许多人才能够欣赏和自己气质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例如在英国，华兹华斯欣赏密尔顿;拜伦欣赏顶普吕夏绿蒂·白朗戴欣赏萨克瑞;史哥德欣赏简·奥斯丁;史云朋欣赏兰道;兰道欣赏白朗宁。在我国，辛弃疾欣赏李清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备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蔓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一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牙，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韩黎诗：“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华兹华斯诗：“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