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北京的胡同旅游导游词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为保护古都风貌，维护传统特色，北京城区划定了二十余条胡同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像南锣鼓巷、西四北一条至八条等就被定为四合院平房保护区。
自元大都以来形成的老北京胡同成棋盘式格局。胡同的形成和发展，在其名称上也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并反映出社会风情。
每条胡同一形成，人们自然会给它起个名，这个名称一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叫开了，就确确实实地代表了这条胡同在整个城市中的方位，成为人们交往、通信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标志。这是胡同名称的实用指代作用。
由于胡同名称从元朝开始形成胡同起，一直都只是靠人们口头相传，至于用文字写在标牌上挂在胡同口上，只是民国后才有的。
北京的胡同虽然看起包罗万象，既有河湖海(大江胡同、河泊厂胡同、团结湖、海滨胡同)、山川日月(图样山胡同、川店胡同、回升胡同、月光胡同)、人物姓氏(张自忠路、贾家胡同)、市场商品(菜市口胡同、银碗胡同)、工厂作坊(打磨厂、油漆作胡同)、花草鱼虫(花枝胡同、草园胡同、金鱼胡同、养蜂夹道)、云雨星空(云居胡同、雨儿胡同、大星胡同、空厂)、鸡鸭鱼肉(鸡爪胡同、鸭子店、鲜鱼口、肉市街)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看着眼花缘乱，但如果认真分析，还是有其自个儿内在的规律的。
多以衙署官方机构、宫坛寺庙、仓库作坊，桥梁、河道、集市贸易、商品器物、人物姓氏、景物民情等决定胡同、街巷的名称，其中许多沿用至今。
1.以形象标志来命名
因而好多胡同都是以一个较明显的形象标志来命名的，这也表现出北京人的实在、直爽和风趣，象较宽的胡同，人们顺嘴就叫成了“宽街”、窄的就叫“夹道”、斜的就叫“斜街”、曲折的叫“八道湾”、长方形的称“盒子”、短的有“一尺大街”、低洼的有“下洼子”、细长的叫“竹杆”、扁长的称“扁担”、一头细一头粗的叫“小喇叭”等等。
还有以特殊标志命名的胡同，如堂子胡同、石虎胡同、柏树胡同(今百顺胡同)、铁狮胡同等。此外，还有以当地特点或形状命名的胡同，如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
2.以地名命名
早年间，最显眼、最突出的标志就要数城门、庙宇、牌楼、栅栏、水井、河流、桥梁厂，所以就出现了以此命名的西直门内、外大街、前、后圆恩寺胡同、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大栅栏(老北京人读成：大市腊)、水井胡同、三里河、银锭桥胡同等胡同名称。
3.树木植物
有的小胡同附近没有这些特别显眼的标志，胡同中种的树多，就有了柳树胡同，枣林胡同、椿树胡同等以树命名的胡同。
4、方位
许多胡同在起名时为了好找，还在胡同名称前加上了东、西、南、北、前、后、中等方位词，象东坛根胡同、西红门胡同、南月牙儿胡同、北半壁胡同、前百户胡同、后泥洼胡同、中帽胡同等。
5、北京的土语
因为胡同名称是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自发起的，所以有不少北京的土语在里边，象背阴儿胡同、取灯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答帚胡同、胰子胡同、嘎嘎胡同等。
还有不少胡同带有儿音，更显得京味儿十足，象罗儿胡同、鸦儿胡同、雨儿胡同、上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等。
6、吉祥话
有些胡同名称还能表露出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总乐意用一些吉利的字儿来给胡同起名。象带有什么“喜”啊、“福”啊、“寿”啊等字眼的胡同就有喜庆胡同、喜鹊胡同、福顺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寿逾百胡同等等。还有带着“平”啊、“安”啊、“吉”啊、“祥”啊字眼的平安胡同、安福胡同、吉市口胡同、永祥胡同等等。
还有富于浪漫色彩的胡同名称，如百花深处、杏花天等，也有可笑的狗尾巴(老北京人读作“狗乙巴”)、羊尾巴烊乙巴)胡同等等。
7、以衙署官方机构命名的胡同
如禄米仓、惜薪司、西什库、按院胡同、府学胡同、贡院胡同、兵马司等，以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官衔命名的胡同如永康侯胡同、武定侯胡同、三保老爹胡同(三保太监郑和故居今名三不老胡同)，吴良大人胡同等。
8、以市场贸易命名的胡同
如鲜鱼口、骡马市、缸瓦市、羊市、猪市、米市、煤市、珠宝市……
9、以寺庙命名的有隆福寺街、大佛寺街、宝禅寺街、护国寺街、正觉寺胡同、观音寺胡同、方居寺胡同等。
10、以手工业工人和一般居民姓名命名的胡同有砂锅刘胡同(今大沙果胡同)、汪纸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骟马张胡同(今栓马胡同)、孟端胡同、刘汉胡同(今刘海胡同)、安成家胡同(今安成胡同)。
11、胡同与人名
北京的胡同，名字很有讲究，是我们研究明清社会的参考资料。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后，他的功臣大都居住在北京，不少胡同以此得名。
如永康侯徐忠住宅所在的胡同就叫永康侯胡同，即今天北城的永康胡同。武安侯郑亨住宅所在的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后来错叫武王侯胡同，即今天的西四北八条。
明初大将军徐达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的长女嫁给了当时的燕王朱棣。朱棣攻打南京时，徐达第四子增寿为朱棣通风报信，被建文帝杀掉。朱棣进南京后抚尸痛哭，他即位后就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不久又封定国公，定国公徐氏居住的街巷就叫定府大街，也就是今天北城的定阜街。
至于今天的三不老胡同是三保太监郑和故居所在地。郑和人称三保老爹，他居住的胡同叫三保老爹胡同，后来讹称为三不老胡同。东城的无量大人胡同，即今天的红星胡同，是吴良大人胡同的误称。吴良是明太祖手下大将。
明朝中叶以后商业经济发达起来，当时有些个体劳动者也以他们出色的劳动为他们居住的胡同留下了名字。如明朝南城有个姓唐的洗布帛的劳动者，他们居住的胡同就叫唐洗白街，即今天崇文区的唐洗泊街。
宣武区有条粉房琉璃街，那是粉房刘家街的误称。东城有个姓姚的手工业劳动者，铸锅铸得好，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铸锅胡同，后来被讹称为尧治国胡同，就是今天北京站西街附近的治国胡同。
北城有个豆腐陈胡同，后来讹称豆腐池胡同。明朝还有个特点，当时制作祭祀用的纸马铺很多，这反映了明朝宗教活动盛行。胡同名字中就有汪纸马胡同、何纸马胡同，今天都已讹称为汪芝麻胡同、黑芝麻胡同了。
北京的胡同名称，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有的胡同直接以人名来命名。也有不少胡同虽没以人名来命名，但其中却有名人故居，像米市胡同里有康有为故居、北半截胡同中有谭嗣同故居、珠朝街有孙中山先生到过的中山会馆、小杨家胡同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护国寺街有梅兰芳故居，后圆恩寺胡同有茅盾故居、西四北三条有程砚秋故居等等。而其它各类胡同名称虽不是直接以人名来命名的，但也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关系。
象文丞相胡同、张自忠路、赵登禹路等胡同的名称都是人们为了纪念民族英雄而命名的，从而明显表达了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敬慕。这就说明胡同的名称绝不仅仅只有实用的指代作用，还具有美学功能和人文倾向。
北京胡同导游词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挣扎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的有力见证。我们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使大家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导游员可利用适当的时间，向客人们总述或分段介绍下面的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胡同一词的由来)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确实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蘙集》中的“?蘙”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明朝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得意，说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具有“少数民族团结”的内涵，然而二字都夹在“行”字之间，就暗示着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浩特即城镇，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何时出现)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以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 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的，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有因可循的胡同名称)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新城出现时，胡同无名称)
公元13世纪的1267～1285年，用18年的时间，在当时的辽、金旧城(今宣武区)东北方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即现在北京市区的前身元大都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亲临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他的游记中说，大都城内街巷笔直，城门可以通过街道互相望见。大街的两旁是房屋、商店。全城街巷规划整齐，犹如一块大棋盘……马可波罗的记述应是较为客观的。元大都的出现，不是改造的旧城，而是从零开始新建的，这样便于实现人们的理想设计和建筑规划。新城市出现之后，街巷、建筑完备了，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称之外，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称并未随之而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的。
(源于生活、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称)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 ”、“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杓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胡同名称反映当时社会现象)
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举个例子，大家可从中得到启发，如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因为城内不仅庙宇多，而且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处，如嵩祝寺胡同、普度寺前、后巷等;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没有大工业，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如砂锅刘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线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北京人讲究吃，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纱帽胡同、纱帽翅胡同等;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厅胡同、总铺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还有一些没有产品，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张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殡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杠房胡同等……由此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据 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盖臭谐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 文化大革命”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北京的胡同知多少?)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1987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
1989年，张清常先生统计，在《再说胡同》一文中公布，说北京失去和郊区共有街巷6029条，其中胡同1320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市区扩大了，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现在的二环路)，如今的4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区多称“里”，这是中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内又加用“条”。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许多专著问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谈》、《北京街巷地名趣谈》、《北京街巷胡同漫谈》、《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过上述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
(城市的平面结构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北京胡同游导游词参考
资料
清末以前，中国尚处于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封建意识中经商也是下等之事，故北京是个以帝王贵族为主的游手好闲、玩乐消费城市，其生活景象种种，大多集中于胡同中。四合院是那个时期生活形态和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到清末，胡同到此由盛至衰。这是北京胡同随着封建制度开始瓦解的一个自然的发展趋向。
乘坐红色顶篷黑色车身的人力三轮车是游览胡同的主要交通工具，如果是春夏秋三个季节，除了人力三轮车外，游客们还可以乘坐古老的人力橹船，在什刹海水域里浏览两岸的民间生活景象。傍晚船上点起马灯，船头由一名怀抱丝竹乐器的小姐弹奏轻柔动听的民间乐曲，船过银锭桥摇向后海，游人在船上或品尝茶点、或进行烤肉聚餐，日落西山，夜幕升起，船上游客点起纸河灯放入水中，轻声许愿，灯浮水面随船尾而动，忽明忽暗闪烁一片，恍如回到唐宋年间的秦淮河上……夏季特别推荐在日落以前傍晚时分到胡同去游览，因为这时的什刹海沿岸，民间活动特别丰富热闹，胡同里老百姓生活也特别活跃和多种多样。
北京的胡同旅游导游词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乍一看，北京的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其实不然，只要你肯下点功夫，串上几条胡同，再和那的老住户聊上一阵子，就会发现，每条胡同都有个说头儿，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着传奇般的经历，里面的趣闻掌故多着呢。
因为北京的胡同绝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衢道，它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它记下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并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好像一座座民俗风情的博物馆，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漫步其中，到处都是名胜古迹，细细品味又似北京的百科全书，不少胡同中的一块砖、一片瓦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胡同院落中可以了解北京市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邻里关系。从史籍中看，光是“胡同”一词的写法从元朝到清朝就有：衖通、火弄、火疃、火巷、火衖、胡洞、衙衕、衚衕、忽洞、湖洞等十多种。
北京胡同的形成是随着北京城的形成而变化、发展演进的。大约在五十万年前，这块地界儿开始有了原始人居住，不过那时只是住在天然洞穴而已。到了距今大约一万到四、五千年间，这儿出现了原始氏族公社，开始住上了易简房屋。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公元前1045年，这儿成了奴隶制的古燕国的都城，叫蓟城，可当时的城墙只是用夯土筑成的。到了战国时期，广为流传的《周礼·考工记》明确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可见那时已非常注重城建制度了，就连城中街道布局都有作了明文规定。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从秦、汉开始，无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是隋、唐、五代和宋朝，这块地界儿一直都是北方的重镇。十世纪初，辽朝建立，把这儿当成了陪都，改称南京，又称燕京。公元十二世纪，金朝建立，在此建都，称为中都，中都城里出现了坊、街、道、巷，但至此还没有“胡同”出现。
公元1276年，元朝在毁于战火的金中都原址东北部，按《周礼》之原则建立了“状如棋盘”的大都城。并于1285年2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高及居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贵族功臣，悉受封地，以为第宅。于是，元朝的官僚、贵族们就按此规定，在大都城内盖起了住房及院落。这一间间房屋、一个个院落，一个挨一个盖起来，连起后就是一排排的，而一排与另一排之间要采光、通风，还得留出进出的通道，便形成了胡同、小街和大街。据元末《析津志》载：“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当时的大都城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天下，这方言当然就是蒙语了，本系“水井“之义。有水井的地方才有人烟，才得以居住。且当时盛行的杂剧戏词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胡同”，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就有“直杀一个血胡同”，再如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中说得更具体：“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可见北京的胡同是形成在元大都城的格局里。不过元大都当时仅记有29条胡同，因当时明确规定宽9.24米的才叫胡同，要是达到18米宽就叫小街，到36米宽就称为大街了。
公元14明朝的燕王朱棣当了皇上之后，将这儿改称为北京，这时才有了“北京”这个名称，至今已叫了590年了，但比“胡同”这个名称晚出现了一百多年。并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城墙一改以往用土夯筑的方法，而是全部用砖包砌。大城里包着皇城，皇城里包着紫禁城(今故宫)。紫禁城位于京城中心，而紫禁城的中心又是皇极殿(今太和殿)，皇上的蟠龙宝座又位于皇极殿的正中。有一条无形的线从这个宝座上穿过，它就是北起钟鼓楼南至前门楼，后又延伸到永定门，纵贯京城南北，长达16里的中轴线。整个北京城的建筑布局，都是以此为依据的，城内一切建筑都整齐对称地排列在其左右，街道胡同也如此，或对称排列在它两边，或与之平行。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尊帝王、崇皇权、重礼仪、右文化、敬天地、法祖宗的思想。公元14北京城营建完工，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公元1553年，又增建了城南外垣，至此北京城又有了内外城之分，北京城的“凸”字型平面布局至此基本定型,面积约为62平方公里。内城九门,外城七门。这时北京城的胡同,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有街巷711条，胡同459条，共为1170条。
清朝定都北京后，完全沿用了明北京城，就是后来也只是对紫禁城和皇城进行了一下小的改建、重修。但由于清是女真族的后裔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所以定都北京后便实行了空前绝后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令内城居住的汉人全部迁到外城，这样就促进了原来较为冷清的外城的发展。新迁至外城的人又匆匆盖了许许多多的新房、新院，连起来就形成不少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规范或不规范的新胡同。此时对原来元朝作的胡同必须宽9.24米的规定，早已逐渐模糊了，虽街巷胡同格局“大抵袭元、明之旧”，但“街巷”与“胡同”的界定早分不那么清楚了，总体数目已增到2077条之多。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民国前期北京仍是中华民国的首都，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把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过去由于皇城占了北京城的中心位置，因而阻断了东西主干线，东西往来必须绕道天安门广场以南的棋盘街或北边的地安门。民国初年，随着紫禁城的开放，行人才可以横穿东西长安街。这样，北京就有了一条和纵贯南北的中轴线直角相交横穿东西的长纬线。经纬相交于天安门前，形成一个大十字坐标，街巷胡同就以此为中心而往外发展开。几条新干道的打通、增辟，带动了胡同的发展，到四十年代北京的街巷胡同已达3200多条。
北京胡同游导游词参考
北京胡同是久远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北京历史的面貌，是有丰富内容的。小编给大家分享几篇关于北京胡同的导游词，希望你们喜欢哦。
以目前通用的什刹海西岸、后海，鼓楼等三轮车路线为主要参考。这里是北京市划出的25个文化区中最大的一个，极有典型意义。
(开场白)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挣扎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的有力见证。我们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使大家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导游员可利用适当的时间，向客人们总述或分段介绍下面的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胡同一词的由来)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确实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吞[集》中的“吞[”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明朝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得意，说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具有“少数民族团结”的内涵，然而二字都夹在“行”字之间，就暗示着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浩特即城镇，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何时出现)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以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的，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有因可循的胡同名称)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新城出现时，胡同无名称)
公元13世纪的1267～1285年，用20xx年的时间，在当时的辽、金旧城(今宣武区)东北方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即现在北京市区的前身元大都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亲临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他的游记中说，大都城内街巷笔直，城门可以通过街道互相望见。大街的两旁是房屋、商店。全城街巷规划整齐，犹如一块大棋盘……马可波罗的记述应是较为客观的。元大都的出现，不是改造的旧城，而是从零开始新建的，这样便于实现人们的理想设计和建筑规划。新城市出现之后，街巷、建筑完备了，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称之外，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称并未随之而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的。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杓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
(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据 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盖臭谐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文化大革命”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北京的胡同知多少?)
通过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老北京人曾说，“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赛牛毛”。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据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载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条而言，至于“赛牛毛”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和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据 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盖臭谐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文化大革命”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北京的胡同知多少?)
通过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老北京人曾说，“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赛牛毛”。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据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载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条而言，至于“赛牛毛”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和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1987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
1989年，张清常先生统计，在《再说胡同》一文中公布，说北京失去和郊区共有街巷6029条，其中胡同1320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市区扩大了，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现在的二环路)，如今的4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区多称“里”，这是中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内又加用“条”。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许多专着问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谈》、《北京街巷地名趣谈》、《北京街巷胡同漫谈》、《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过上述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
(城市的平面结构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中国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据文字记载，至迟汉代已趋于完善，唐宋时期广为流行，不过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却是始于12世纪的元大都时期。按《北京导游基础》介绍，新建的城市之内按设计规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贵戚、功臣、赀高(富户)、居职(官员)的等级分配土地。百姓们须等“人物”们把好地占毕之后，方可“作室”。当时规定以8亩地为一份，全城规划出50大块，为居住区的50坊。每大块内分若干小块，作为房基地。城市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为多，所以派生出来的胡同都是东西走向的。小街与小街之间的70多米的跨度中分布着各种类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从北朝南，街门开在全宅院的东南角。几进院落之后，在另一条小街的路南，即为本宅的后门。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为正门，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内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体形式和格局，等一会儿参观时再介绍。
(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安乐窝)
四合院封闭性强，关起街门便与外世隔绝，极适合一个家庭生活。院内的房室结构与庭院空间相结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内，却有空间扩大的感觉，而且在设计上符合“前堂后寝”的礼制。四合院内的房子有正房、厢房、耳房、倒座房的分别，极适合一个家族中的尊卑长幼等级住房。家庭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远近适宜非常方便。庭院内多植树木、花卉、葡萄架、藤萝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赏心悦目。这种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时代，对家族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享受。
咱们的旅游车就要到北海后门了。下汽车之后，换乘人力三轮车，在串胡同、看景观、参观四合院的过程中，大家可充分体会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以北海后门为串胡同的起点)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现在走的三条相连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桥胡同、龙头井街和柳荫街。这几条胡同中蕴藏着北京历史的丰富内涵。
820xx年前的元大都时期，现在的前海和后海是连在一起的牛角湾形的大水域，称积水潭，是南方来船的水运码头。在前后海之间，有一条弧形的月牙河相联。水域围成的丘陵地带景致颇佳，逐渐建筑增多形成风景区。月牙河上有月桥、板桥、清水桥，俗称三座桥。后来水域缩小，月河不见，形成街巷，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三座桥胡同。
与三座桥胡同相连接的弧形斜街叫龙头井街。据说原来街内有一眼水井叫人头井，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头井中之水却一直很旺。有人见井中有龙头晃动。消息传开，街南的原来香火不盛的古庙，改祀龙王，一下子香火大盛起来，人头井也改叫龙头井。有人问井中真有龙头吗?有!只不过不是活动的龙头，而是庙殿顶上的鸱吻倒映在水里，随着水纹的波动，形成龙头而已。古庙现已无存，据说街口的古槐就是当初古刹的遗物。
与龙头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荫街。这条街名是新中国建国之后才出现的。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由于风景优美，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在这里营建居室别墅。有的虽然现已无存，但文献中的记载颇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