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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社会科学论文格式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规范(通用8篇)

时间:2023-10-13 19:40:11 作者:ZS文王 2023年社会科学论文格式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规范(通用8篇)

公益活动可以唤起更多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在总结中,可以加入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但要注意客观公正,不偏袒个人情绪。以下是一些公益活动总结的精选范文,供大家参考指导。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规范

dd2004年的秋天,本国最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即“汉事件”的发展,证明了社会冲突的确不是以“权利运动”的形式展开,确是一种“利益的诉求活动”。

上述论断和该文闪耀的缕缕灵光,展现自然生灵的`灵动品性,是对建设社会和平的善意提醒,而非具备其他动机的“有机性的写作”。但是,如仅仅是“炫耀上帝赐与的智慧”,吾宁愿将种种预见不示众人dd好的见识在不好的社会,意见展示行为并不是一件对己有利的行为模式,而装扮蠢猪常常有利可图。但是,问题是社会冲突的发展和处理,脱离理论启示,将不断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损害社会和睦。为避免2005年社会冲突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笔者不得不对社会冲突处理问题,再行议论,为社会升起红色预警信号。

政治手法解决社会冲突,已证明“技术上存在问题”dd正如作者毫不隐讳指出的,本国县乡以上政治系统的政治伦理,还没有普遍达到妥善解决社会冲突的水准。在以武治国的传统思维下,在低劣社会公共组织技术制造的官僚体系操作之下,社会治理机构对社会合意的高度忽视,导致社会冲突延续,局面日渐恶化。他们使用的治理工具dd“政策”,是随意性的,非合意性的,利己的,机会主义的,秘密制作的,强力保障的。其中对“规范代价”的忽视,是惊人的,不堪入目的。解决社会冲突的“政策”,总体上不是从法律的视角,尤其是以市场化社会保护私权法律的视角,剖析权利义务关系,规范地处理社会冲突中的侵权和债权问题。比如移民搬迁,其中赔偿问题,缺乏法律处理方案。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变更、房屋拆迁的赔偿,陷入了行政性处理的泥沼,而规范性的法律赔偿方案无人制作。这些做法,明显导致社会代价体系,尤其是法律代价体系中“代价败坏”,损害代价体系的自平衡能力,从而危害社会交换系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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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论文

水仙是中国传统名花之一,今年寒假里,我妈妈就买来一盆养。

水仙花生长在水中,想必大家都知道。水仙花的习性是喜欢温暖、湿润,又要排水良好的环境。如果要放土,用疏松肥沃、土层深厚的冲积沙壤土种植为最适合。水仙花喜欢阳光,白天水仙花盆最好放在阳光充足的向阳处给它充足的光照。因为水仙花需要通过叶绿素经过光合作用提供养分,这样才可以使水仙花叶片宽厚、挺拔,叶色鲜绿,花香扑鼻。相反,就叶片高瘦、疲软,叶色枯黄,甚至不开花。

我在寒假里,将水仙花放在阳光最充足的阳台上,并且定期给它换水。大约两三天后,水仙花的叶子长高了几厘米。又过了几天后,叶子又长高了不少。到过年时,已经有大约十厘米了。照这个速度,估计很快就会开花了。

养水仙还要注意,水仙的花、枝、叶都有毒,虽说应该没人会喜欢吃它,但还是要警防小孩子无意间的吞食。

水仙花在过年时象征着思念、团圆,因此,很多人喜欢在过年时种水仙,以此讨个吉利。

文档为doc格式

社会科学论文

一、选好题目

科学研究工作的首要一步是选题。选定题目并不难,选好题目则不易。有人说,选好题目是论著成功的一半,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只有选好题目,才能明确主攻方向,确定主要内容,体现出论文的特点和优点,反映出论文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适应社会需求的程度。

有人认为选题很容易,随便选定本专业的任何一个题目,下一番功夫就能出成果;有人则把选题看得很神秘,左顾右盼下不了决心。这是两种偏向:前者带有盲目性,后者显出动摇性。选择题目一定要避免盲目性,克服动摇性;提高自觉性,明确目的性。

选题要考虑客观的需要。有的是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只有经过一番研究才能满足教学需要,提高教学质量。有的是现实斗争和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下功夫研究,从理论高度和深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对策。有的是科学发展的需要,在专业研究中有不少问题要求进行新的探索,或者对别人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看法需要开展争鸣。

选题要心中有数。不论选定什么题目,都得先熟悉前人研究的情况。通过查阅书目、报刊资料索引或请教老师和同行,了解前人对这个问题有哪些研究成果,达到什么程度,存在什么争论,还有什么空白或薄弱环节,以便继承前人成果,继续向前开拓。如果自己有不同看法,可提出商榷;如果是空白或薄弱环节,只要有条件就可以想法填补或加强。如果自己无力向前推进,那就不要选这个题目。

选题要考虑自己的条件。诸如个人的兴趣、爱好、基础、长处、掌握的外文语种和熟练程度、搜集资料的可能性等等。

选题时还有几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选大题还是选小题?如果材料来源丰富,可以大题大做,写成大部头专著,或者把大题分成若干小题,各个小题分别逐步去做,集小成大,大部头专著也就出来了。或者小题大做。我手边至今还保存一本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一位学者的博士论文《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水兵》,该文只写从1910月至193月这半年时间内,海军士兵在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中的作用。由于作者运用了大量档案和报刊材料,所以全书竟达20.5万字。如果着重从发展规律上进行概括和分析,那么也可以大题小做,做到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纲举目张、鞭辟入里,这样有助于人们提高并加深认识。例如列宁写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就是大题小做的范文。全文只有两千余字,把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近七十年间的历史划分为革命风暴、和平发展和新的世界风暴三个时期,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三个时期中遇到的问题、经历的斗争和取得的成就。文中很多精辟的论点和精彩的论述至今还常为人们所引用。这类大题小做的题目,如果立意不新、立论不深、立足不高,就容易流为空泛或肤浅。在通常情况下,最好是中题中做或者小题小做,这样容易深入进去,见效较快。

选理论的题好还是选历史的题好?如果史料不多,前人理论分析较少,自己又能够深入进行理论分析,那就可以选理论方面的题目。如果史料较多,前人挖掘整理不够,那就可以选历史方面的题目。一般说来,最好是史论结合,有的可以偏论,有的可以偏史,但是不要写成纯理论或纯历史。纯理论不免抽象枯燥;纯历史是史料堆砌,难以成为论文。既是论文,总要就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选热门题目还是冷门题目?热门题目一般都是现实意义较大的,应该注意研究;但是热门题目一般又是研究者较多的,一定要多下功夫研究,以求突破和进展。无论是哪类题目,都应从需要和可能出发,不要单纯“赶浪头”或“钻冷门”。还有一些不冷不热的题目可能更为合适,不要轻易放过。

选新题好还是选老题好?新题一般是前人研究较少的,甚至是空白点,容易出成果;当然新题可能材料少、难度大,要选就要多下功夫,那还是能写出新意的。一般说来,最好是选较新的题目,新题新做或老题新做,而不要老题老做或新题老做。

是先看了材料再选题还是选定了题再找材料?这两者不是截然对立的。选任何题目都要先看一定的材料,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性;可以在确定选题范围之后再继续搜集并阅读材料,进而把题目具体化、精确化。最后,选定的题目,文字表述要求尽量简短、鲜明,不要拖泥带水一长串。

二、深入研究

选好题目之后的第二步,就是花大量时间狠下苦功、深入研究。往往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还要对选题作局部调整,或者使选题更加具体化、精确化。

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也能发现前人引用过的资料及经典著作和原始文献,并编出更详尽的书目。

在阅读各种材料过程中,要开动脑筋、反复思考,大体形成一个研究提纲,把自己选好的题目分解为若干问题。各个问题再分为若干层次;然后按问题先后再细读各种有关材料。在研究过程中,要先从中文材料着手,详细地没有遗漏地熟悉掌握各种中文材料,再去查阅外文书刊,以求新信息、新看法和新资料。要特别注意挖掘第一手材料,同时也要留心第二手材料。

在研究材料的过程中,要用心、专心、细心,才能发现问题,稍微疏忽就会一纵而过,结果还要重花时间和精力去再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各种有用或备用的材料都要手勤,用卡片或本子摘要记下或写索引,每条材料都要注明具体出处,以便日后引用和核对。材料积累多了还要分类排列,既便于检索,又能从中发现还缺少什么,以便进一步广为搜集。有的材料在研究过程中要反复读好几遍,有的还要相互参照比较。

研究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材料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处理,对问题的认识要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材料要广泛搜集,宽打窄用,在论文中最后精选最有典型性、最切题的材料。要善于发现互相矛盾的材料,下一番功夫辨别、考证清楚。“由此及彼”即考察事物上下左右以及内部与外部的各方面联系,开阔思路,进行比较研究。既要纵向比较,又要横向比较,还要正反面比较。“由表及里”即通过表面现象深入本质,把各个事物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探索系统之内和各系统之间各种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总结出规律性。要善于展开、深入分析事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绝对性和相对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共性和个性、原因和结果、内容和形式、整体和局部、联系和区别、定性和定量、动态和静态、回顾和展望,等等。在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思考自己对这一问题能从什么角度加深,能从哪些方面提高,如何进行新概括,做出新分析,运用新语言,补充新材料,提出新见解,得出新结论;不能只是利用别人的成果,改头换面,单炒冷饭。即便是炒冷饭也要添油加料,辅以鸡蛋、葱花、味精,如此才能做出一道别具特色的新食品。但是创新一定要在研究大量材料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形成,决不能靠零星材料、凭一知半解而轻率地标新立异;更不能胡乱提出新观点,片面进行论证。

三.精心写作

论文的最后一步是精心写作。动笔写作前,应该通盘整理一下研究成果,对研究提纲进行调整和补充,进一步衍化为写作提纲,对全文的布局、观点的体系、分析的层次、材料的使用作统一的安排。写作过程不是单纯记录研究成果的过程,而是继续深入研究的过程,是把研究成果精确化和完善化的过程。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对哪些问题研究还不够深透、论证还不够充分,就要记下来继续攻关。

写社会科学论文要明确其性质和特点。论说文不同于记叙文、应用文和文艺作品,而是以议论为主的文体。但是,在论说文中,社会科学论文又具有独特之处:它不同于讲义材料、资料性文章、宣传性文章、通俗性读物。社会科学论文专业性很强,应有自己的研究心得,以表述自己的见解为主,应对学科建设起推动作用,至少也要在综合别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加深。更高的要求是填补学科的空白,一般要求超过前人已达到的成就,要有新的创见。写论文要力求删繁就简、突出重点,主要写自己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所掌握的各种珍贵资料,则可以系统整理为若干专题,编入附件,留供答辩时用,或供别人参考。文前要概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作出简要评价;文中引用别人观点或不同意别人某个观点,都要求注明出处;文末要求附中外参考书目,表明自己视野有多大,参照并吸收了哪些人的研究成果。

有人认为一篇论文包括观点和材料两个要素,我认为这样概括是不全面的,应该说论文含有论点、论据、论证、论述四个要素。论点即观点,论据即材料,论证指立论证明的方法和层次,论述指文字表述的要领和技巧。同样的观点和材料,有的人更善于归纳和演绎、概括和分析,有的人更善于表达和铺陈、炼句和修辞,结果写出来的文章就很不一样。可见,论证和论述这两者对于一篇论文的成功而言,应该说是不可缺少的有独立意义的要素。对这四个写作要素的基本要求,我想大体上可以编成四句顺口溜:论点方面,观点鲜明、有破有立;论据方面,材料充实、用心搜集;论证方面,分析细致、逻辑严密;论述方面,文字简炼、明确有力。

一篇论文总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要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提出并阐发自己的新见解应是论文的主干,同时还要批驳自己所不同意的其他观点,这样两相对照才更显得鲜明。文中除了突出自己的中心观点之外,还要展开写一系列派生观点,评论一系列别人的观点。

观点是从研究大量材料中形成的.,所以各个观点都要以充实的材料加以佐证。在运用材料时,要注意目的性、典型性和真实性。如果目的性不明确,材料和观点就统一不起来,对不上号;如果使用的材料不具有典型性,就缺少说服力,从局部材料、个别情况就不能做出全局性、普遍性的结论;如果粗心大意,照抄别人搞错的材料,就会以讹传讹。总之,各种材料要用心搜集、细心筛选、精心辨别、耐心考证。

论证是在论点和论据统一的基础上层层展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由简到繁,由因到果、由量到质、由浅入深、由始至终。对各个问题细加分析,其中要蕴含一些深邃的哲理,不仅令人折服,而且还能使人读后余味犹存,反复思索。全文从开头、主体到收尾,各个部分、各个段落、各个句子之间,结构、布局和叙述都要逻辑十分严密,一环扣一环,不能有漏洞,不能自相矛盾,或者相互抵消。写好一篇论文不能只着眼于主体,还要注重开头和收尾。古人评判佳作有所谓“豹头、熊腰、凤尾”之说。例如,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不仅其主体具有深刻的说服力,而且开头就有很强的吸引力———“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收尾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有何等强烈的号召力!

论述用词要简炼、鲜明、准确,还要生动活泼。用词要反复斟酌锤炼。用词还要多样化,尽量减少简单重复,这样才能使文章不单调乏味。尽量运用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成语典故能使文章言简意赅。运用形象比喻能把道理说得更加透彻,并给人以深刻印象,又增添文采。例如马克思把暴力比喻为社会变革的助产婆,把分散的小农比喻为一麻袋土豆,列宁把帝国主义比喻为“泥足巨人”,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比喻为罗盘与大船,毛泽东把资产阶级的腐蚀比喻为“糖衣炮弹”等等。除用词外还要注意句式。老用陈述句未免单调呆板,间以疑问句、感叹句等,就显得丰富多彩。排比句、对偶句,能表达得更鲜明,又增加语言文字的美感,还便于记诵。如能适当引用一些古诗词和先哲的名言警句,则更能使文章光彩夺目。

写作至少要三遍定稿。第一稿先把自己的看法和该用的材料都汇总一起;第二稿主要在分析提高上下功夫,力求精炼,逻辑严密,富于哲理;第三稿主要在文字上推敲、加工,并核对引文和材料,力求准确而又有文采。这只是大体而言,实际上一篇论文往往要修改十多次,应该不厌其烦,精益求精。要使文章富于哲理又有文采,需要长期日积月累的理论素养和语言文字素养。平时要多读中外古今名篇佳作,从中领会写作方法和技巧。清朝名儒郑板桥在《楹联》中留下警言妙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写出好文章正是要不断删繁就简、反复琢磨,如何突出自己的创新。

在完成社会科学论文之前,还可以把它分解为若干小题,然后加以汇总并进一步提高,这也不失为聚少成多、化零为整的捷径。在完成论文之后,还要求把它浓缩为几百字或千把字的提要,“纳须弥于芥子”(这是佛家语,意为把偌大的一座须弥山藏纳于细小的芥子中),列于文首,便于别人掌握要点。

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这是学位论文的三级,在题目大小、内容深浅和份量多少等方面体现出区别。层次越高,要求也越高。一般说来,学士论文万字左右,硕士论文约二三万字,博士论文可以写成十几万字。总的说来,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能有真知灼见,未必都要洋洋大观。

做实际工作的党政干部,如果掌握了写论文的要领,遵循写论文的三部曲,狠下功夫,也是能够把对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和自己的工作总结写成有份量的社会科学论文。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1928年的《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朽的历史名篇。

需要格外强调的一点是:文章是写给别人读的,是写给并非研究这个专题的读者读的。因此一定要写得深入浅出,对事件、人物、时间、地点、专有名词等等都要交代清楚,这样才能使读者看得明白,而且有可读性和吸引力。有人论及活学与著述的关系时,把它区分为四种类型、四个等级:深入浅出好学问,深入深出深学问,浅入浅出没学问,浅入深出假学问。我们要力求写出深入浅出的好文章。

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在主流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三种主要观点,我也时常称之为“正统的共识”(orthodoxconsensus),这些观点在战后大部分时期的社会学中声名显赫。我认为事实上它们也已经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中。

第一种是自然主义,它主张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社会科学阐述问题的逻辑框架也与自然科学相类似。我更愿用自然主义一词而不用实证主义,尽管它们意指许多相同的东西。

正统模式的第二个观点是,在解释人类活动时,我们应该运用某种社会因果概念。也就是说,作为人类行动者,我们虽然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何以如此作为的理由知之甚多,但是社会科学家仍然能够证明我们的作为实在是被我们所不清楚的原因推动的。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要发现为行动者所不了解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原因。

与正统模式有关的第三个要点(我不打算在此详加讨论)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一般认为社会科学应象自然科学一样,但多半还是承认社会科学不能与经典物理学太过相像,因为社会科学处理的是各种系统,较之物理学关注的现象,系统更类似于生物体。被认为出自生物学的,通常也被假设以控制论为模型的系统概念为许多社会学家视为社会分析的核心概念。

正统的共识今天已不再是共识。在社会科学中它曾是多数派,但现在,已经成为少数派了(在社会理论中肯定是这样,而在经验的社会研究中则未必如此)。那些至今仍在捍卫正统立场的人们仅仅代表了一种观点,此外还有如此众多的理论视角,如常人方法学、各种形式的符号互动论、新韦伯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等,这个名单看上去可以无限排列下去。

局面令人不安。面对如此分歧的理论视角,我们不再能确切知道如何定位我们自己的视角。我在这里谈论“视角”(perspectives)或“传统”而不是“范式”(paradigms),因为库恩将范式概念引入科学哲学时,他用该词指涉的是自然科学,库恩也正是从这里发展出他的哲学和“范式”的概念定义的。他看到社会科学家之间很少共同点,这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有着可调适的视角,它们主导了科学领域的专业核心。

面对这一纷乱的局面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对之大加欢迎,理论视角多多益善。多元的理论比一种特定理论传统独占地位的教条主义更为可取,这种反应甚至在最积极的正统共识捍卫者那里都可以发现。

默顿是那些试图将正统共识建构成为一种条理分明的系统的(学者中)代表人物,他先于库恩称这种条理化的共识为社会学的一种范式。事实上,在“范式”现在通行的意义上默顿是使用该词的第一人。他后来的观点与此根本不同了。他开始承认社会学中彼此竞争的各种视角,并视这种情况是积极的和可取的,虽然多少有点勉强。其他学者更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多元主义,他们从费耶阿本德(paulkarlfeyerabend)的科学哲学著作中找来其正当性的证明。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在科学中同样也应是多元性的视角,而不是只有一种观点,来规范诸多不同的视角。

另一种反应是否定的,更多地来自社会科学中主要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这种反应是冷淡的和不屑一顾的,或可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我早告诉你情况就是如此”。这句话是按这样的逻辑推出的:“我是经验研究者。我看到社会理论家们各执一端,他们甚至对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这样的基本定义都不能形成一致意见。这再次表明社会理论与经验分析是不相干的。我只管继续我的经验研究,让理论家们为他们不同的观点争辩吧”。因此第二种反应进一步证明那些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的看法,即理论争辩与他们毫无关系。

然而上述立场没有一个是真正有道理的。第一个有缺点,它排除了存在评价诸理论的合理标准的可能性。我坚信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理论优于其他理论,某些视角较另一些更富有成果。

第二种观点也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难证明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是有关系的。米尔斯所说的“无头脑的经验论”只能产生无进取心和无积累的工作。最好的经验研究是有理论关照的那种经验研究。理论和经验研究有相对的自主性,不能合而为一。但任何经验研究者都应关注理论讨论,正如理论家应该关注经验研究的问题一样。

在当前的社会理论中,在有关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何为社会科学的理论构成及它对经验研究的意义等问题上,我们发现了新的综合努力复兴的迹象,其中不少是看似热闹的表面文章,而非实在的综合。我们的确可以了解这些竞争的理论视角的各自优点和缺点,并能感知产生于这种争论的理论发展的大致路线。

但我不认为这就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正统理论。如果我对我已描述过的对立的任何观点有任何同情的话,那会是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我想在诸如何为人性这样的问题上根本说来是可以争论的。对人的能动性问题——这是我们在争论人类行动性质时必然要涉及的——的解释也有基本的难度。但这不能也不应使我们一股脑赞同理论多元论。记录理论走向综合运动的方式是去发现正统共识错在哪里,然后具体指出业已出现的主要的共同观点。

首先,主流社会科学,即正统的共识,包含了一个关于何为自然科学的错误模式。社会科学家相信他们自己努力探求的是再创造自然科学宣称要获致的那种发现,但他们的自然科学模式在哲学上是有缺陷的。正统共识所展现的自然科学模式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模式,它将创造规律的演绎体系视为科学的最高抱负。

我不相信还能找到任何一个令人尊敬的科学哲学家,他还相信许多社会科学家所向往的那种自然科学概念。正如在库恩以后的科学哲学中清楚地证明,自然科学是一种诠释学的或理解的努力。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当然有各种规律,但规律必定是(可以)被解释的,它们必定是在理论系统的脉络中才是这样的。因此自然科学包含了意义的解释系统,科学的本质是关乎理论框架的创造。构建意义的框架实在比规律的发现更为根本。探求构成“科学”成分的规律在自然科学的传统模式中被给予了不适当的首要地位,社会科学家却天真地接受了这种过分的重视。

正统共识的最后藏身之所是在种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教科书中。打开这样的教科书,在最初几页你仍可以发现这样的概念:“解释”就是从一条规律或从由诸规律错综复杂联系起来的系统演绎出一个事件。对于自然科学中大多数解释形式来说这完全是一个谬论,我们也有不止一个的理由指出,它也可能是在社会科学采用的一个完全无益的模式。

正统共识的第二个缺点是主流社会科学对人类行动的错误解释。在正统共识看来,如前文所说,人的活动是按照社会因果范畴来解释的。作为常人行动者,可以想象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活动中我们正在干什么,然而社会科学家能向我们揭示实际上我们是受我们所不知道的种种力量的驱使。正统社会科学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好似我们的行为都是结构原因或结构强制力的产物,好似它们都直接出自社会力量的作用。

我们在社会理论中必须做的是恢复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概念。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社会科学必须重视这一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承认它是人类行动最重要的特征,但是象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一点。社会科学家忘记了绝大多数的我们作为人类行动者所做的是我们有意图的行动,我们了解我们如此行动的理由。所有人类行动者对他们行动的种种条件具有相当的知识,那种知识并非偶然地依赖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其行动的构成要素。

例如,若要在语法上正确地说出和理解诸如英语这样一种语言,就要知道一系列繁复的有关符号的抽象的形式关系的规则、不同的语词用法及对语境的感觉等。为了讲英语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事;但如果有人要求我们对我们所知道的(语法)给出一个话语的解释,我们会发现颇为困难。对作为语言言说者(和)为语言而存在的我们所实际知道的——和必须知道的——知识,我们大概只能给出最不着边际的说明。说语言学家研究的是“我们业已知道的知识”,这种说法并没有一点悖理之处。

为什么正统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解答常常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假定话语意识——给行动的理由以话语的说明——即穷尽了人类行动者具有的认知能力,于是研究者进而求诸结构方面的原因,然而任何人对他或她为何遵循某种特殊的行动路线(的原因)知道的远比其用话语清楚表达的为多。实践意识是基础,社会世界因此而成为我们可以预期的。社会世界的可预期性并非简单“发生的”,如自然界的可预期性那样。它是由组织起来的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的实践所带来的。

传统社会科学概念的第三个缺点是这样的观点,认为发现社会生活的规律是可能的,这多少是直接类比于自然科学中存在的那些规律。有两类“概括”存在于社会科学中,如果你愿意不妨称其为“规律”,但每一类都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考虑一下哲学家彼得·温奇(perterwinch)所举的交通信号灯前停车的例子。人们可以设想这里涉及一种“规律”,信号为红灯时则车停,变为绿灯时则车继续行驶。如果你来自不同的文化,先前从未见过汽车,你可能会想象信号灯之间有某种射线让车停下。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它的确是自然主义规律。但我们都知道使车停下的是驾车人都了解有关交通行为的规则,这些行为法规和常规为驾车人的行为提供了理由。

如果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只是作为驾车人的常人行为,得到的也只是他们差不多全停在信号灯前之类的发现,这对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常人行动者来说未免乏味。驾车人当然已经知道他们停在信号灯前,并且知道为什么停车,因为这正是通过采纳常规来解释他们正在做的事。这样一种概括,若不是人类学的工作重新发现它的意义,全然是老生常谈。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一项任务就是阐述诸文化何以不同、诸常规何以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可预期性何以大大依赖对常规的不同认知。

第二种意义的“规律”更接近正统共识中确立的种种概括。这涉及到人类行动的无意后果。我们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以有认知能力的方式行动——我们全都以某种方式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并且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是真实的。然而,正如韦伯所强调的那样,虽然我们全是有意图的'行动者,我们行动的范围总是持续地逸出于激起行动的意图和目的。

正统共识的支持者一心想的是由有意的结果产生的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当然也成为社会中的行动者行动的条件。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关注的那类概括是建立在普遍化的无意后果的假设之上的。“规律”在这里可以按一种接近于自然科学中的类似规律的概括形式来理解。我将称这类概括为类型2概括。类型1概括则依赖社会行动者基于认知能力而对规则和常规的遵守。

类型2概括的确存在于社会科学中。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去发现这类概括。试举一个存在“贫穷循环”的例子。贫穷地区的学校设备简陋,学生得不到鼓励去追求学术价值,教师的任务只是控制课堂上的秩序。孩子们离校时,他们从这样的学校得不到合格的训练,只能谋求相对低薪的工作和住在贫民区。他们的孩子也就在这样的街区上学——于是贫穷便循环往复。

然而,类型2概括从未正好对应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准确地说是因为它们所假定的因果关系是基于有意行动的无意后果。人类行动者的认知能力是变动的,因此所有这类概括确实都是可变的。在类型1概括(行为的规则和常规)与类型2概括(基于无意的后果)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在一特定的行动脉络中,人们依其对常规的认知所做的事会随时间的进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类型2概括。

(才能)去理解依据常规的有认知能力的行动与通过非意图方式发生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正统共识逻辑上的缺点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它对启蒙的性质持有一种简单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可以对普通个人进行启蒙。这个模式(关于启蒙的传统观点就是基于它之上的)还出自与自然科学的直接比较。通过向我们展示许多我们先前获得的关于世界的信念都是虚假的,自然科学因此被认为导致了启蒙。社会科学中的启蒙便等于对虚假信念的批判。

一旦我们考虑到类型1和类型2的概括之间的种种差异时,上述观点的错误便很清楚了。只要行为的发生是运用行动者能认知的常规的有规律的结果,其所具有的逻辑意义就是:行为是不可能基于虚假信念的。这就丝毫不奇怪社会科学家对人们行动的重新描述何以是令人乏味的。这样的描述只是对该文化环境以外的人才是信息,被观察到的行动在此环境中发生着,显然与对虚假信念的批判是不相干的。

社会科学的人种志研究当然是重要的。我们全都生活在独特的文化中,它不同于分布在世界各处的其他文化,也不同于经过历史分析复原的那些文化。此外社会科学还可表现——或者说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常人行动者在其行为中以非话语的方式使用的共同知识(mutualknowledge)的方方面面。“共同知识”一词涵盖了各种各样使社会活动有意义的实践技能。戈夫曼也许比任何别的作者都更清晰地说明了共同知识的细节是如何复杂、微妙、却又被管理得如何例行化。这里的情况与语言学极其相似。语言学旨在了解:为了能说无论怎样的语言,语言的使用者知道什么以及必须知道什么。然而,为了能说一种语言,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非话语形式的,语言学告诉我们业已知道的知识,但是这种形式是一种不同于表达这类知识的平常方式的话语形式。

对于这些可能的启蒙形式我们还得加上无意后果的影响。行动者总是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根据某些描述或可能的描述),但他们行动的结果往往会偏离他们的意图。这里我们将发现有趣的问题与令人困惑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

自然主义版的社会科学的说服力恰恰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之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过程并非任何投身的参与者所期望的。在自然主义看来,正是社会制度外在于个别行动者的目的,使人得以了解社会科学所要达致的任务。

由于无意后果无处不在,意味着我们必须捍卫由“主流学者”发展的社会科学而反对更多诉诸“解释的”(社会科学)观点。但是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不能切中问题实质。对自然主义社会学家来说,社会过程的非意图性质支持这样的观点:社会生活是由行动者所浑然不知的力量支配的。然而,主张社会生活或制度的某些方面并非那些参与者的意图是一回事;而认为个体行动者被多少决定其行动过程的“社会原因”所驱使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确评价行动的无意后果,远不是强化上面的结论,而是要引起我们重视熟练处理人类行为的有目的的性质的重要性。所谓的非意图的性质甚至都无法刻画,除非我们清楚意图之性质为何;我愿争辩,这实际已经设想了一种关于行动者理性的解释。

有关人类行动的无意后果的作用,可以提出几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例如,我们会感兴趣为什么某一特定事件发生了,尽管事实是没有人想要它发生。历史学家因此可以追问,一战为什么会爆发?虽然当时的交战国没有一个能想到其行动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这类向来让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家们着迷的问题却是关系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问题。或者说,他们试图证明社会制度具有超越个人所参与的特定互动情境的性质。在这里功能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有其特殊的功用。因为功能解释的要点通常是证明使社会制度存在和持续的种种理由,这与行动者为他们如何行动所持的那些理由大为不同。

部分的是对功能主义修正地批评和考查的结果,有一点已经变得显然,即对制度再生产的论证已不能再诉诸于各种社会需要,除非是以“好象”(asif)之类的非真实条件句式陈述的理由。一种完全值得赞赏并通常是必然的提问是,为了维持一堆现有的社会制度,必须满足怎样的条件。而这类问题是设想对社会再生产机制进行分析,它本身不提供也不会自行给出关于各种再生产机制的解释。所有巨大规模的社会再生产都是在“混合的意图”下发生的。换言之,社会制度的持续存在乃是行动之有意和无意结果的混合作用。对混合方面必须加以仔细地分析,它们也是历史地发生和变化的。

各种社会再生产的情形构成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可将受到高度监控系统再生产的情况与那些包含一种对无意后果反馈的情况区分开来。对系统再生产状况的监控无疑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与现代社会的出现和各种现代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针对以“x的功能是……”这样形式的命题对社会再生产所做的解释,可以提出双重反驳:第一,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样一个命题没有解释价值,用于说明社会行动时,只有以非真实条件的句式,该命题才有因果上的可理解性;第二,该命题的目的性概念含义不清。在系统再生产受到高度监控的情况下,(行动者的)目的与社会制度的持续之间的联系是直接和深入的。而在一种非意图的反馈发生作用的地方,再生产过程的机制则全然不同。辨别这些差异是基本要求。

这些思考虽然复杂,但对分析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却有重要的意义。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我指常识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考虑到他们的自然主义观点,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世界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这种观点在社会科学中有其深远的渊源,至少可追溯到孟德斯鸠,并为孔德、涂尔干和所有自然主义版的马克思主义所强调。

假如前面的论点是有效的,这样一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在象这些学者发挥的这种观点的形式上是如此。社会科学的确也包含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今日的自然科学,正如已经在新近的科学哲学中所澄清的那样,也是关涉解释学的。科学是一种解释的努力,各种理论在此努力中建构意义的框架。但与自然科学不一样,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的,如温奇所说,技术的社会科学概念逻辑上与日常世界的概念相联系。要写出有关人类行动的真实叙述,须设想社会学的观察者已经获得行动者据以指导其行动的共同知识。要能够描述行动者在任何既定的行动脉络中的所作所为,条件是能够在该生活形态中“过日子”。

温奇所完全未曾考虑的是,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则完全与“它们的”世界隔离:自然的客体世界。与自然科学成就所显现的丰富创新性相比,这种吸纳过程有助于说明社会科学发现的明显的平庸性。

社会科学的平庸性已成为主流社会学从业者忧虑的一个主要来源。为什么社会科学产生不了类似自然科学发现那样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发现?如果这类发现不存在,我们似乎也就不能发明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之基础的各种社会技术。不过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自现代伊始,社会科学就对社会世界具有并继续具有一种深广的实践影响力。事实上可以认为社会科学对社会世界的改变效果实在远远大于自然科学对于“它们的”世界的变化之功效。但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入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它们的原创性在丧失,即便最初它们在被建构时如同自然科学中的任何新发明那样新颖无比。

社会科学的早期历史与15和16世纪的政治理论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在马基雅维利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诞生了政治学的新话语,内容包括主权概念和政治学概念本身。正统社会科学家或许会设想这些理论家只是在描述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当然是在描述这样的变化,但并不仅仅是描述。政治科学话语的创新有助于建构如今的现代国家。思想家们并非仅仅描述一个被独立给予的世界。若没有主权概念,现代国家就是不可思议的。进而,主权概念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今全都掌握自如的概念。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使用护照从一国旅行至另一国,我们就在表明对主权概念、公民概念和此范围内的相关概念的某种实践的把握。不存在对一个被独立给予的国家制度的世界的单纯描述,这些描述参与建构了那些制度。

经济学新话语提供了第二个例子。人们可以设想早先的经济学家只是描述发生在19世纪社会的一系列变化。他们当然在描述变化,但他们也在做更多的事。经济学话语也建构性地进入如今的工业社会中。如果日常行动者不能掌握诸如投资、风险、成本甚至经济学概念的话,工业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样,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社会科学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并非是中立的,如同一种技术改造的工具那样;批判也不能限定于仅仅针对虚假的常人信念。双重解释的含义是,社会科学家不得不对社会变化的结果怀有警醒意识,因为正是他们的概念和理论对他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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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人的辩证发展三阶段理论确立了文化发展的三种基本形态:群体性文化、个体性文化、类主体性文化,三种文化形态规定了三种基本的社会类型: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与三种社会类型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其中人是根本,而社会却直接地与文化紧密联系.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三重文化背景:个体性文化是主体文化背景,类主体性文化是前瞻性文化背景,群体性文化是历史性文化背景.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与三重文化的`本质规范相统一.

作者:胡存之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哈尔滨,150030刊名:求是学刊pkucssci英文刊名:seekingtruth年,卷(期):28(3)分类号:g02关键词:人文化社会

社会科学论文

社会科学是从传统的人文科学中分化出来的,它至今还带有人文学科的痕迹。但是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它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鼓舞,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及人类行为也可以像自然现象那样由“科学”来研究;其根本任务是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袁方,1995:14)。由于社会现象的特殊性,这项任务往往成为一个难题。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思维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和意识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伴随着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客观性问题就成为一个始终萦绕的问题,问题纠缠的大部分源于对“客观性”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认识。

一、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研究对象上说,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中的现象,是没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自然客体。自然客体是一种物态性的实体存在,客观实在性、可重复显现性和历史发展性是它的根本属性(李文华,2006)。社会科学通常是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庞大知识体系。社会世界的现象是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本身(王忠武,1999)。这个差异似乎一目了然,其实它隐藏着更深刻的分歧,甚至可以说,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其它方面呈现差异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在客观性方面呈现争论的源泉。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二者在客观性程度上的差别是显然的。有人否定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社会生活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参与其中,社会现象本身多系主观性所为,因而缺乏客观性。这种观点是把客观性的含义看做那种无人介入的、纯自然的客观性。但是,笔者认为,客观性包括“那些存在于人活动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联系”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研究客观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其社会功能集中表现在改善社会管理和制度文明建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自身的客观性。总体而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程度可以说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键的中介地位上。且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均具有主导、规范、协调和控制作用。

二、基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表现为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因果决定论和普遍性等几个特性(袁方,1995:14-16)。具体而言,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系指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系统地说明和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而这种说明也像自然科学那样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社会科学知识的因果决定论是指,社会科学家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假定,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在它之前的某些事物所决定。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是指,要从多种因素中找出最主要的、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因素,并把这种普通的、简化的因果说明应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包含了不同文化价值下的人对同一种知识的理解和接受。

从以上罗列出的几个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追求像自然科学知识那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相比,由于社会现象的不确定因素更多,偶然性和独特性也更大;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比较复杂、异质性较大,而且更多地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使得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不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不严谨,往往难以达到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准确和系统的认识,社会科学知识也更容易受研究者本人的世界观、政治信仰、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而与所要反映的社会现象存在偏差。因此,从社会科学知识这个维度来说,目前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仅仅是一种“准客观性”,亦或说是一种类客观性,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

三、基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早期社会科学由于受机械物理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科学的深度影响,坚持将社会科学的主观性视作不同主张的分水岭,主观性与“心理的、有价值的”等同。“心理的”具有私人性(袁继红,2008)。孔德、迪尔凯姆等人推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排斥任何心理的因素,探索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社会规律,追求普遍的唯一的本,即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因而,孔德等人将“心理的”对立面视为“客观的”,并主张用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方和比较法等研究社会现象。此外,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则将社会科学研究的触角置于人类社会现象特有的价值上,人类自由意志赋予社会现象独有的价值。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因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课题具有私人性、独特性,只能采用“表意的”方法,把握主观的对象。“客观性”在此作为主观性的对立面被拒斥在外。然而,这两类主张由于都固守着明确的界限,无法克服本身的局限性,前者固守在价值无涉的自然领域,一味寻求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而不顾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后者则强调社会科学属于价值领域,认为社会科学不存在客观性,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实际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介于实证主义与主观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中,韦伯的方法论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韦伯认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事实最终归结为可理解的事实”。此外,韦伯指出,由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于这种规律性的行为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油研究。为此,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和“价值中立”两个核心概念,也确保社会科学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客观性,同时也能很好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

四、总结: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

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是指任何研究者,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党派,信仰哪一宗教,只要他们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就能够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袁方,1995:16)。社会科学由于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机制,如研究对象比较复杂、异质性、偶然性和独特性较大;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等,同时也难以摆脱与价值的亲和性关系。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是在价值关联基础上获得的认识被价值立场下的人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的社会事实。所以,如果社会科学研究没有与任何文化价值相关联,那么任何处于价值立场下的人对于研究认识就难以理解和接受,也就因此取消了客观性的可能性实现,从这一点说价值关联是客观性的基础。

社会科学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是一个在动态中近似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从文化意义上对历史因果分析的不断认识,是一个追求知识对具体实在的经验有效性和对这种经验有效性不断在文化价值上重新界定的过程(赖金良,1996)。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表现是:这种研究由于实现了文化价值所界定的针对经验实在的有效性而被文化的人类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基础是文化价值和价值关联,这种研究的客观性来源则是这种研究所赖以获取的手段是被普遍理解和可接受到的,这种手段就是各种不同的理想类型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而这种手段的客观性基础是理想类型的开放性、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纵然如此,但是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并被其他学科所认可,其道路还是很艰难,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付出巨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袁继红,基于方法的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j]四川工农学报,2008(5)

[3]王忠武,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j],科学学研究,1999(3)

[4]李文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五个差异――兼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意义[j]科学学研究,2006(6)

[5]赖金良,什么是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j]哲学研究,1996(6)

社会科学论文

摘要: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符合中国国情;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让人们更具体地认识社会。之所以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这样提到:马克思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剩余价值。这两个重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政治科学。

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哲学是起点,经济学是中介,科学社会主义是终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实践活动的一门首要科学,必须将其贯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将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在新实践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办法就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要求,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针对当前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满足中国今后长期发展需要。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要求,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影响。

一、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

科学发展观对当今社会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了新的理念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发展,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念,这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它的提出推进新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解答了一个重大问题

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探讨当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主义,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科学的回答了这一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依靠人民。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个方面的建设,使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都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掌控全局,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三)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没有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发展过程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观点。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始终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2、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

3、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我们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和理论”,?q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4、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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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社会科学管理的探讨

王老师推荐的有关社会调查的六篇论文,分别介绍了社会科学类论文的内容要求、中美高等教育的差异(以经济学为例)、社会科学的研究动机、社会科学研究的态度。我最大的收获是对社会调查有了总体上的认识,比如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具备责任感与专业视角,比如什么是规范的社会科学论文。接下来我就逐一浅议一下我的这三点收获。

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感。责任感一方面表现在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求真,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民声”。李银河老师在我的心路历程中提到“我的抱负是要做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中国现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还不规范。有的研究不信不实,在方法的运用、研究的设计方面尚有不少欠缺”,“有用无用,用与不用,那是别人的事,不是科学研究本身应当过多考虑的问题。”李老师不随波逐流,坚持自我的魄力,让我为她由衷鼓掌。熊易寒老师和彭淑老师,把研究目光投入了社会的弱势群体,进行社会学研究。显示者古人“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这种豁达伟岸的胸怀。

社会科学应具备专业视角。社会责任感是社会调研的情感出发点,要做好社会调研除了需要这种精神热情,还需要把社会问题与社会科学理论相结合。用彭玉生老师的论文里的句话来说,就是“科学是由事实组成的',就像房屋是石头砌成的;但是事实的累积并不等于科学,就像一堆石头不等于房屋一样”。

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严格规范的要求。彭玉生老师的论文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一点是,他教给我社会科学研究的八个组成部分:问题、理论(文献)、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我在平时的实践周调研中,尤其缺乏文献综述这一部分。

不得不说,钱颖一老师关于中美经济学科差异比较,让我对美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很是羡慕。()中国的研究生导师制度,让一些研究生成为导师的附庸,让人很痛心。非常希望我们的教育体制可以更加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