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孔子的教育思想
1、有教无类:让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促进社会发展。
2、因材施教:因各人各www．种不同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增强教学效果。
3、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只有虚心向别人请教，才能不断完善自己。
4、勤于思考:只有勤学善问，才能得到知识。
5、温故而知新:经常复习以前学过的知识，才能学好新知识。
6、不耻下问:提倡人人好学虚心求教。
7、知之为知之，不知不为不知: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做学问的基本素质。
孔子的思想人生感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从15岁就立志向学，这个“学”是什么呢?个人以为孔子想学的应是“道”。何谓“道”?“道”即是真理，是生存的意义，也是存在的。于是孔子博览群书、周游列国、拜访老子，即是有志于求道的真实体现。
从15岁就立志寻道的孔子，30岁时，由感性上认为已经找到了“道”，而且也认为自己已有一定的体悟。他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升华，到了40岁时，他对他所证悟的道已经没有任何疑惑，也就是说，他已经从感性上的认知，升华到理性上的明白了。
不断修行升华的孔子，到了50岁时，知道了他的使命，就是“传道”。所以孔子从55岁开始周游列国。当然，周游列国的目的，绝非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而是弘传此道。孔子不排斥当官，所以孔子是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可久则久，可速则速。
在传道的过程中，当然会遇到不同的人，有人不以为然，有人嘲笑他、冷落他，当然也有人尊敬他而跟随他，从中不断考验他的心性。因为他是在人群中修，不是到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所以也有些隐士取笑他，竟然想在乱世中跟世人传道，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继续传道一直到60岁时，心性已经提高到“耳顺”的层次，也就是对于外在的环境、人、事、物都能了然于胸，达到凡事难乱其心的境界。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他，他的心都能坦然不动，这就是大忍之心的表现。孔子周游列国2019年，直到他68岁才回到鲁国。
孔子70岁时，他的境界已达到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在道中。也就是修炼到他所应该到的层次，功成圆满。最后几年他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直到73岁时完成他的使命离开人世。
有人说孔子的道是无神论的，不谈论生死的。主要是因为孔子和季路的对话。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事实上，在古代每一个人都鬼神之说，人死为鬼，在天为神。当然孔子的弟子也是。当他们问及孔子这类相关问题时，都是抱着常人之心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想，人死了会怎样?神仙是怎么过生活的?当神仙有什么好?鬼吃什么?如何祭祀鬼神.……。真正的修炼是修自己的心，重点并不是在侍奉鬼神。就如同《金刚经》讲的：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许多的形式和祀奉鬼神的仪式事实上都是有为法。
孔子希望他的学生精进实修，修炼重点应放在修炼心性，如何在人与人的相处中修炼，并不是在祀奉鬼神，也不要对其它知识性的问题感兴趣，人是不配知道神仙的事的，因为人会用人的心想神的事，这是对神的最大不敬，要想知道神仙的事，那就修成神仙。鬼怎么过活，你都听闻到了道，还担心变成鬼吗?因此孔子也说“朝闻道，夕可死”。其实听到了“道”就是最宝贵的。
何谓忠?“忠”绝不是国文课本中所写的制式答案：“忠于帝王，忠于，忠于权威”，孔子的“忠恕 ”之道真正“忠”的含意，就是忠于自己的良心，忠于自己的工作，忠于自己的身份，忠于自己的本份，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修”真”，因为真，所以每个人都应善尽本分，真诚的贡献自己的才能。
儒家倡导“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是要大家去追求功名利禄。正其心、诚其意，当一个人心正、意诚修真其自然可以齐家;当诸侯的人修真，自然可以治国;当天子修真，自然可以平天下，若人人都能做到，自是一片升平，也不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名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都是从真中派生出来，也是以真为根本。
可惜后来的儒生，没有达到孔子所在的层次，也没有了解孔子所说话的真正含意，把孔子的思想理论解释得很世俗化、功名化。之后，董仲舒把阴阳学加入孔子的思想中，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变成政教合一，儒家就此失去了真正的内涵，到了后来宋明理学又加入了佛教思想，使得孔子的思想都变质了。
接下来的几千年，儒生只是把孔子的思想当作范畴的东西在批判着学和所谓的研究，也把它当作考科举追求功名的工具。许多人把中国的很多问题推给孔子，说他的思想让中国人愚忠，愚孝，遵从秩序，尊崇权威，形成酱缸文化，这真是曲解了孔子的思想。
浅议孔子的仁学思想
摘
要：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孔子认为人类世界与天地宇宙之间,存在着仍诘母杏和沟通,“人能弘道”。孔子主张“为仁由己”，“人”之“己身”所表现了“人”的志向、意念,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存在,是具有以反思性、求与他者同一的主体。孔子认为能“克己”、“爱人”、“力行”的“君子”,一定能“为仁”、“成圣”、“齐家”、“治国”、“平天下”。
关键词：人学；弘道；主体；反思性；君子
《礼记・大学・传》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又云：“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又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又云：“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e矩之道也。”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教育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人自身”,使之“得其正”；其次是正确树立“群体意识”,使之不陷于一偏而“身不修”；再其次是正确处理“家”、“国”、“天下”之关系,“参与社会”、“投身政治”,而不“辜负人生”。
孔子仁学以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为其价值取向。孔子认为“人”应该“知天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应该“为仁”，“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也；“人”之中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仁学的理想人格是“知天命”、通晓人事的圣人；是具有“群体意识”、“克己复礼”的为政者；是“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喻于义”的君子。
1、“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先秦时期,中国没有西方现代意义的所谓宗教，但却有对“皇天”、“上帝”以及神灵的崇拜,有完整的、严格的祭祀“皇天”、“上帝”以及祖先神灵的礼仪活动。春秋早期，反映“天”、“人”关系的“人道”与“天道”已经分离,但“皇天”、“上帝”以及鬼神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礼记・中庸》载:“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这一段话是孔子对当时“天下之人齐明盛服”祭祀“鬼神”活动的描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说明“鬼神”的确是一种存在。“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说明“鬼神”这种存在非一般的现实存在。朱熹注曰:“以二气言,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鬼神无形与声,然物之始终,莫非阴阳合散之所为,是其为物之体,而物所不能遗也”。
《论语・八佾》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祭”，祭先祖。“祭神”，祭外神。朱熹注曰:“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又记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当祭之时,或有故不得与,而使他人摄之,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八佾》的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不仅赞同,而且态度十分虔诚。
《论语・雍也》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朱熹注曰:“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雍也》这一记载，说明孔子认为“事人”与“事鬼神”是有区别的,“人之事”与“鬼神之事”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人”必须求“知”,“事鬼神”贵在“虔诚”。孔子在“知”的问题上,主张“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能被那些不可知的“鬼神”之事所迷惑。
《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朱熹注曰:“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极,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述而》这一记载，表明孔子虽然承认“鬼神”的存在,但对“鬼神”之事的处理,其态度却是非常慎重的。
《论语・先进》载:“弟子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朱熹注曰:“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事人,则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而知所以死。”《先进》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事人”、“知生”与“事鬼”、“知死”的态度是不同的,认为“事人”应先于或者重于“事鬼”,“知生”应为“知死”的前提。孔子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是因为“人”与“鬼”、“生”与“死”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存在:“人”、“人之生”是客观的、现实的存在,“鬼”、“人之死”是主观的、精神的存在。关于已故的先人、鬼神,对活着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的存在”,正如《八佾》所载,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用现在话来说，鬼神之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因此,“求所以奉祭祀”,必须充分领略人生的意义,才会理解如鬼神一样的精神的存在。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熹注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及朱熹注,说明所谓“道”（天道）,存在于宇宙,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而天地化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人”先天的具有天地化生所赋之理,此“天地化生所赋之理”便是“天命”,亦是“人”之“性”,是“人”与天地并而为三极的内在资源。
《中庸》又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这里所强调的,即是认为作为生存实体的“人”，其内化的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其未发,则性也”,“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之体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道之用也”。也就是说,“人”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是“人”弘“道”的根本,“人”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发而中节”，是“人”弘“道”的实践。“人”,因为先天具有天地化生所赋之理,“天命”才得以通过“人”的中介而实现；“人”才能通过“修身”而体现“天”的意志，同时也才能自诚、自明,具有克己、爱人、力行以及谦逊、有担当的精神。
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实质,就是认为人类世界与天地宇宙之间,存在着仍诘母杏和沟通,这种“感应和沟通”以“人”先天具有天地化生所赋之理为基础。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是“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内在资源,“人”其所以能通过“修身”而知“天命”,通过“诗”而与大自然相交融,通过“礼”而在社会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通过“乐”而与“他者”在社会群体中和谐一致,都是因为“人”先天具有天地化生所赋之理这一特质。
2、“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一记载说明了三个意思:一曰何谓“仁”？“克己复礼为仁”。二曰天下何时“归仁”？私欲净尽（克己）、天理流行（复礼）之时（真正克己复礼的这一天）,则天下归仁矣。三曰“为仁”者谁？“为仁由己”也。
“克己复礼为仁”之“为”，通“谓”,叫做,称为。“为仁由己”之“为”,与“为政”之“为”同,动词,意为“实践”、“实行”。“克己复礼”,朱熹拄曰:“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己”,“人”之“己身”。“礼”,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是有特定历史内含的,如果抽象地理解“克己复礼”,那便是要求个人服从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将个人融入社会之中。“克己复礼为仁”的“仁”,其基本要求就是人人遵守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求得全社会的和谐统一。“为仁由己”,朱熹拄曰:“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也,又见其c之在我而无难也。”“为仁”,意思是实践人人遵守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求得全社会的和谐统一的要求；“为仁由己”,即实践人人遵守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求得全社会的和谐统一的要求,由“人”之“己身”所决定。孔子提出“为仁由己”,实际上突出了“人”之“己身”是“克己复礼”的主体,或者说确定了“人”之“己身”的主体性。
浅议孔子的仁学思想
对于“好学”，在《学而第一》中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其意思是说，要做到饮食不求奢侈与满足，居住条件不要求舒适与安逸，但对学习与工作要勤快，说话要小心谨慎，到道德高尚、有学问的人那里去讨教端正自己，就算是好学了。事实上，孔子强调好学，有两个层面：一是做人，二是做事。他把做人放在了首位。《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其意思是：品德没有培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点，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因此，研究生要培养德性，学会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以德为先，是好学的首要任务。同时，孔子的一生又是勤奋问学的一生，他从十五岁“志于学”后，终身学而不倦。直到晚年，还津津于易经，手不释卷而韦编三绝，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求学精神，是值得研究生学习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特别是孔子的好学还体现了谦虚好学的精神，“三人行，必有我师”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绝句。因此，重温“好学”精神，养成“好学”习惯，已经成为当今研究生成才的必修课。
二、忧患意识是成才的内需
孔子《论语泰伯》中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其意思是学习好像追赶什么，总怕赶不上。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时刻忧患自不如人的自觉意识。孔子告诉我们，在学业上，时刻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孔子指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困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从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忧患，到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忧患，无一不留下历史的烙印。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其忧患意识体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孔子便是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孔子时刻怀有“以道自任、为道献身”忧患意识。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并有为“道”、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即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以孔子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形象，这种忧患意识值得人们学习。因此，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当代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所应秉承的基本思想。当代研究生作为我国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忧患意识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尊尚和传承的精神。这就要求研究生必须忧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思想意识，并激发出把建设祖国作为己任的壮志。四、处理好人际关系是成才的外部要素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对子路说六言六蔽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事实上，孔子告诉了我们处世与学问之间的辩证关系。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的意思是：有仁德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因为仁虽然好，若没有真正学问的涵养，往往会分不清是非善恶，这种好人就是“东郭先生”。有许多人心存善良，仁慈爱人，但盲目的慈悲也不对，若学问不够，不能明辨是非，有时帮助一个人，反而可能害了被帮助的人。因此，仁慈也需要智慧和学问。“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其意思是爱耍聪明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孔子说有许多人知识非常渊博，而不好学就容易非常放荡、任性。许多年轻人知识太渊博，看不起人，对自己不够检束，这就是荡的表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意思是诚信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自己受害。有的人过分的自信且自以为是，结果害了自己，这就是“其蔽也贼”。因此，自信必须建立在深入考究、有充分依据的基础之上。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意思是直率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说话尖酸刻薄。直爽的性格本来是优点，但若不分场合、不分尺度地指责与批评别人，不给人留情面，结果得罪身边的人，难以与人共处，结果被孤立，未能有所作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是指的勇敢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出乱子。有的人勇敢、脾气大、莽撞却不学礼度且缺乏修养，做事不周全就容易出乱子。“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是指刚强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狂妄悖理。个性很刚的人，若不好学，他就会变得狂妄自大、满不在乎，容易铸成大错。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这段话的意思是，冉央求着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力量不够。孔子回答说：如果真的是力量不够，走到半道会再也走不动了。现在你却没有开步走，就自行设定终止线了。这里孔子批评冉在为自己的退缩找借口，这个借口乍一听似乎还有点道理，但其实只不过是对自己不思进取的一个开脱，缺少持之以恒的品质。
有的人做事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持之以恒。其实，许多成功都是努力坚持的结果，正如“水滴石穿”、“愚公移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我们做事时缺失了这份坚持的力量，就会错过很多机会。比如，奔月工程曾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梦想，可到如今我们的宇航员能够实现太空行走，我们的卫星能够绕月飞行，梦想变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几代人持之以恒的结晶。追溯孔子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问学水平，为实现繁荣富强中国梦贡献力量是当代研究生必修的内容，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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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政治思想及意义
我还记得，2009年十大流行语为 “躲猫猫”、 “被就业”、 “纠结”、“钓鱼”、“秒杀”、“蜗居”、 “杯具”等，可能是现在我们使用它的频率还是很高吧，其实还有一句更远一点流行语我也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甚至是难以释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也许咋一听，你以为是这话对于我们“廉政建设”还有积极意义，实则不然：我倒是觉得我们说着这话的时候反而从骨子里流露出一种国民的奴性。
当然着说明了我们现代化建设，“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但是“每一朵花开都有它的理由”，这种现象的出现背后到底又怎样的理由呢？我们的现代化将会走向哪里呢？有人说，我们对过去看得越深，对未来就看得越远。其实，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的政治历史传统就一切都明了了。
有人说，中华文明源于《周易》，它讲究天地人三才，而又有人恰恰认为 “文化”“文明”的“文”含有天文、地文、人文。现在仅就此三个维度分析一下吧!
众所周知，从天文上讲华夏地区是温带大陆性气候，从地文上讲华夏地区黄土深厚，长河滚滚，东临大海，西靠高原，这就造就了中华大地历史上先进的农耕文明---这一辉煌的人文。
我们知道农耕文明是指人类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而形成的一种文化集合，这个文化集合包括了为适应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国家制度、礼俗道德、文化教育等。农耕文明是一种定居文明，这个文明虽然没有蝗虫式的游牧文明那样很容易适应新环境的优点，但其兼容性很强，它能够兼容其它文明而逐渐消化成自己的东西。农耕文明的定居思想强调防御而不是进攻，因此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开始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而此后的历朝历代都不断修缮。明代是我国长城建筑发展史上最后修筑长城的一个封建王朝，先后设计九镇。
人类早期的历史就是南方的农民和北方的牧民之间的斗争。农耕民族的粮食来源一般比较稳定，人口的数量一般基数比较大，文明的发展程度也高，对外的攻击性很低。游牧民族，靠放养牲畜为生，放牧的过程中经常要与野兽战斗，民风彪悍。长期的战斗使得游牧民族的人口和文明的发展缓慢，对于南方富足的生活自然无比向往。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富于攻击性，就像狼。
在东方，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一条贯穿东西的长城，偏重防守的农耕民族抵挡住了北方人的侵袭。但是即使如此，蒙古人和满洲人还是一度夺取了统治权。但是由于南方民族的文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大大超出了北方民族，最后游牧民族的落后文明被南方的先进文明同化了。
但是，在西方，希腊文明和他的继承者罗马帝国，却没有这些先天条件，最后在游牧文明的攻击下，国家毁灭了。由于国家崩溃的时期较早，两种文明之间的差距不够大，还不具备同化的能力，所以具有攻击性的游牧文明主导了西方世界。
至此以后，南北方的斗争就变成了东西方的斗争。
在东西方斗争的前期，东方农耕文明的优越性明显高于西方的游牧文明，所以东方在斗争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保守的农耕文明在农业技术上取得成就以后，就裹足不前，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而随着富于冒险精神的游牧民族完成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为能源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东西方的文明发展程度发生了转变。由此，长期处于世界巅峰的东方文明衰弱了。可见，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农耕文明处于领先地位。而以工业为社会主要生产力的游牧文明靠着从工业革命中得到的力量，后来居上并且反超。直到现在还控制这世界的主导权。
研究了上面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决定东西方较量结果的砝码，是科学的力量。前期，农耕文明在农业科技上领先，斗争中，东方就领先。后期，游牧民族在工业技术领先，西方就主导世界。
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中，当世界气体文明区的社会组织有血缘关系转变为地缘关系、等级关系时，在中因为农耕文明的发达使得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缺的一长期的保留，并与君主专制制度机密结合在一起。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在小农业——家庭手工业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宗法——专制的传统社会结构。
在中国人心里，国施加的扩大和集合，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即所谓“家国同构”。家族是个体安身立命的基础，家族的中心地位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解中至关重要。在家庭、家族中，父权至上。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整体之中。当家庭伦理演绎到国家伦理，帝王的权利就自然而然的至高无上。伦理道德上的对父亲的“孝”也就被理所当然的推广到对君王的 “忠”，即所谓“忠孝一体”。所以就不难理解“求忠臣与孝子之门”“以孝事君”“以孝治天下”的原因了。宗法家族就成为“国”与“民”的中介，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在这个伦理型的社会里的政治始终笼罩在宗法的血亲之下，社会等级、地缘政治下压迫与剥削也显得温情脉脉，披着“人伦”与“血缘”的袈裟。
家是国的原型，忠与孝的合一，家庭成为保存国家的原动力，行了以忠孝道德为核心的伦理政治观念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协调政治关系的特殊功能。中国传统社会由此获得了极具修复功能的超稳定结构。
孔门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仁学基础之上的民本主义思想。《尚书》曰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他反对愚忠，主张不与昏君、暴君合作，甚至可以弃之而去。如：“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卫灵公》)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这种政治民主的思想。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更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虽然，民本思想本质上只是一钟“为民做主”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是维护君主统治的重要手段，因为国家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中，兵员和财政直接来源于农民。而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是“以民为主” 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逻辑是：因为自然法赋与人类以人性亦即道德理性，天赋人性本善，天赋人性人人平等，因此人人应当享有根据其天赋人性而具有的正当的作人权利即天赋人权；因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因此政治权利人人平等，主权属于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全体人民。尽管“为民做主”和“以民为主”还有不少的距离，但是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并非水火不容、相互对立，从民本思想发展到民主应该是顺水推舟、顺理成章的事情。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 “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见《礼记礼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注》：“公，犹共也。禅圣授位，不家之睦亲也。”又云：“同，犹和也，平也。”唐代孔颖达《疏》：“ 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又云：“天位……灼然与天下〔 人〕共之。故选贤与能也。”
《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唐虞之道，禅而不传。”《郭店楚墓竹简》又云：“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
孔子及其后学的这两组话语，分别表示：第一，中国政治的理想，是实行天下为公，建立人道社会。天下为公，乃是最高政治权力属于普天下人所共有（“天位灼然与天下〔人〕共之 ”）。
第二，天下为公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且是必需实行的政治制度。（“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按：《唐虞之道》的意义，是把天下为公从一种看似高远的政治理想，确定为一种其制度可以实行，而且必需实行的政治思想。）
最高政治权力属于普天下人所共有，是天下为公的本质；选贤、上德，崇尚道德，是天下为公的特征；选贤禅位，是天下为公的古代形式；为普天下人服务，建立人道社会，则是天下为公的目的。
天下为公的根本意义，与民主思想的根本意义，是一致的。即：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所共有。
孔子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在本质上具有某些一致性。
《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论语雍也》：“子曰：‘人之生也直’。”《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孟子 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论语阳货》：“子曰：#39;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9;”《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
由上所述可见，孔子思想亦即儒家思想具有与民主思想一致的天赋人性本善、天赋人性平等思想，具有与民主思想一致的天下为公亦即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全体人民的思想，因此，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可以而且应当结合。
这一结合，是以儒家的天赋人性本善、天赋人性平等为逻辑前提，正当地接上民主思想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然后以此为逻辑前提，正当地接上儒家思想的天下为公亦即民主思想的主权在民；然后把天下为公落实为民主思想的最高权力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立法受人性和人权的限制、民主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一结合的结果，是建立起中国民主思想的核心逻辑。即：因为天赋人性是道德理性，天赋人性本善，天赋人性人人平等，因此人人应当享有依据其天赋人性而具有的正当作人的权利亦即天赋人权；因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政治权利人人平等，因此天下为公，即主权在民。
这一结合的意义，是为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提供中国哲学的基础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种“治人”和“治于人”的具有伦理色彩的学说，同民主政治思想既有可以融合之处也有相互冲突之处，我们要坚持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辩证法思想，弘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取我所需，去其其余。
在“治人”上，这种伦理政治观作为统治手段，主张为政以德，在德、礼、政、刑四大统治手法中把德、礼视为首要手段。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主张“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甚至把整治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感化过程。孔子主张：从君主到各级官员，都要克制私欲，恪守礼法，为民众作出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官员要走在前面，为民表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礼，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孔子主张把人当人看待。对待人民，应重在教化而非重在刑罚。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孔子还反对不进行军事训练就驱使人民打仗的做法，他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这些思想毫无疑问在今天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中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要求我们的官员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克己奉公，率先垂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治于人”上，儒家主张修齐治平，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实现伦理道德，即按照“礼”规范修身养性，达到“仁”的境界，正己方可以及人，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是塑造个体人格以为 “内圣”，而且在参与政治生活中以为“外王”的条件和基础。把个人修养、家庭伦理关系、国家政治统治置于同一坐标系中，以“修齐治平”的工公式使得政治社会化，为个人通过自生努力成为政治角色和统治集团鉴别吸收的新的政治成员提供了方向和标准。
《论语子路》：“子曰：#39;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9;”《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39;修己以敬。#39;曰：#39;如斯而已乎？#39;曰：#39;修己以安人。#39;曰：#39;如斯而已乎？#39;曰：#39;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39;”《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
政治的本质是必须公正（“政者，正也”），公正高于政治。政治公正的保证之一，是当政者的行为必须正直（“帅以正”）。当政者应当以修身和由此而来的公私行为，成为公众的表率（“修己以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形成人人以修身为本的文明社会（“明明德于天下” ，人人“以修身为本”）。因此，修身先于从政（“正其身”然后“从政”）。
道德高于政治、修身先于从政，是孔子这些思想对民主思想、民主政治和民主社会建设依然有着积极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总结百余年来古今中西的冲突与融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之上，不断的点对点短短创新求变，确立全球眼光，强化民族意识，谋求多元文化之间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梳理世界文化新秩序，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放眼全球，与普世价值保持一致，又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性，与传统完全脱节。